“但不可能是他们，”埃莱娜说，“因为那三个男的是黑人。在大西洋街作案的那些人是白人，对不对?”
“对，所有目击证人都这么说。”
“嗯，这几个是黑人。如果我一直追问她这一点。她一定觉得我有种族歧视，或是我怀疑她有种族歧视，否则干嘛紧咬着强奸犯的肤色问个不停?当然对我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么一来就表示她并不符合我们的条件了，除非那帮人在去年八月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想出个法子改变肤色。”
“如果他们有这个本事，”我说：“那他们就绝对不只值四十万了。”
“你真好。总之，我觉得自己好像白痴，不过我还是抄下了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她只要计划通过就会联络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想不想听?她说不管这件事会不会有结果，她都很高兴自己打了这个电话，因为能讲出来对她帮助很大。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她常常讲，也作了些心理辅导，可是她已经很久都没提这件事了，她觉得好过很多。”
“一定也让你觉得很好。”
“她还以为我是辅导人员，暗示能不能一周来我这儿一次作治疗，我跟她讲我是制片的助理，这两份工作需要的技巧是一样的。”
同一天，我终于找到了布鲁克林刑事组的约翰·凯利刑警。他还记得利拉·阿尔瓦雷斯案，说那实在很可怕。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而且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个又很听话又用功的学生。
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在不同寻常的地点弃尸的报道，问他尸体在被发现时有没有不异样之处。他说尸体曾遭肢解，我问他是否能说得详细些，他说还是不说的好。一方面是因为该案某些部分他们想保密，另一方面是顾及到女孩家人的感受。
“我想你一定可以谅解。”他说。
我又试了几个不同的策略，结果都是碰壁。我谢谢他，正打算挂电话的时候，突然想到问他是否曾在七十八分局上过班，他问我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以前我认得一个在七十八分局上班的约翰·凯利，”我说，“不过我看你们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他现在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了。”
“那是我父亲，”他说，“你说你姓斯卡德?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记者?”
“不，我自己也办案。曾经在七十八分局待过一阵，然后转到曼哈顿第六分局，在那里升了刑警。”
“噢，你是刑警?现在变成作家了?我父亲常说要写一本书，不过他是光说不练。他退休大概有八年了，现在在佛罗里达家中的后院里种葡萄柚。我认识很多警察都在写书，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不然就是说在计划中，不过你真的在写?”
是时候转变话题了。“不。”我说。
“什么?”
“刚才都是胡扯，”我坦承，“我现在是私家侦探，离开警界后就开始做这行。”
“那你到底想知道阿尔瓦雷斯案的哪些事?”
“我想了解肢解的内情。”
“为什么?”
“我想知道是不是切除肢体。”
一阵静默，时间长得足以让我懊悔根本不该提出这一连串问题。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吗，先生?我想知道你他妈的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一年多以前在皇后区出了一个案子，”我说，“三个男人从伍德海芬的牙买加大道上掳走一个女人，然后把她丢在森林公园一个高尔夫球场里。除了各种凌虐的痕迹，他们还切除了她两根指头，塞进她的，呃，身体开口处。”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两件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
“没有，但我有理由相信做掉戈特斯坎德的凶手没有就此罢手。”
“皇后区那个女的姓戈特斯坎德?”
“对，玛丽·戈特斯坎德。我一直想把杀她的凶手和其他案件连在一起，阿尔瓦雷斯案看起来很有可能，可是对于那件案子，我知道的仅限于报纸上的报道。”
“阿尔瓦雷斯的屁眼里塞了根指头。”
“戈特斯坎德也一样。她前面还塞了一根。”
“在她的——”
“对。”
“你跟我一样，不喜欢说出死人的那些部位。妈的，你去验尸化验室晃晃，那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猥亵。我猜他们是不想让自己有任何感觉吧。”
“也许吧。”
“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太不尊敬人了。那些可怜人，她们还能要求什么呢?不就是在她们死后给她们一点点尊重。杀她们的人可一点都不尊重她们。”
“嗯。”
“她的一个乳房不见了。”
“什么?”
“阿尔瓦雷斯。他们把她一边的乳房切掉了。根据流血的程度，他们说乳房被切除时她还活着。”
“上帝!”
“我真想抓住这些王八蛋，你知道吗?进了刑事组，你每一个都想逮，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轻度谋杀，可是有些罪犯会让你觉得特别想出手，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尽力了，查了她的行踪，跟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谈过。可是你也知道这种案子，如果受害者跟凶手没有关系，案子本身又没留下什么实质性的线索，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现场能采到的证据非常少，因为他们是在别处杀了她，然后才把她丢在墓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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