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又怎样?有错吗?老实说，这件案子里我真的不是最关心自己的利益。”
“知道了。”
“她真的是个好女孩，”他说，“坚强，有韧性，但又有一种纯真的本性，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了解。”
“那些禽兽可真是整死她了。她有没有给你看他们对她做的事?”
“她跟我讲了。”
“她也跟我讲了，而且还给我看了。你以为事前知道可以让你心理有个准备是不是?告诉你，视觉震撼还是吓死人。”
“真的，”我说，“她有没有把剩下的也一起给你看，好让你彻底了解她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你的思想实在很脏，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说，“大家都这么说。”
我打电话去约翰·凯利的办公室，别人告诉我他去法庭了。我报上名字，接电话的警察说：“哦，他正想找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传呼他。”过了一会儿凯利便打来了，我们约在郡法院外面街角一个叫“诉讼案件记录”的地方见面。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听说过，似乎是曼哈顿下城典型的酒吧餐厅，顾客群从警察到律师不等，装潢总是用很多黄铜、皮革和暗色木头。
凯利和我从未谋面，这一点在约的时候两人都忘了，但其实半点都不难认，他长得就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我一辈子都在听这句话。”他说。
他从吧台上拿起啤酒，我们到后面拣了张桌子坐下。我们这桌的女服务员有个朝天鼻和极具感染力的幽默感，而且认得我的同伴。他问她今天的辣香肠如何，她说：“对你来说太瘦了，凯利。点个烤牛肉吧。”我们点了烤牛肉裸麦面包三明治，牛肉切得很薄，堆得老高，配菜是酥脆的炸薯条和一小碟山葵根酱，辣得你直掉眼泪。
“这地方好。”我说。
“没话讲。我都在这里吃。”
吃三明治的时候他又点了一瓶摩森啤酒，我点了一杯奶油苏打水，女服务员一听便摇摇头，于是我改点了可乐。我意识到凯利虽然没讲话，却注意到了。等女服务员把我们的饮料端来时，他还是说了：“你以前喝酒?”
“你父亲提过吧?我认识他的时候喝得还不算凶。”
“不是他告诉我的。我打几个电话，到处问了一下。我听说你喝了出麻烦，后来就戒了。”
“可以这么说。”
“我听说是去戒酒协会。那个组织很好，听到的都是好话。”
“它有它的优点，不过如果你想喝杯好酒的话，最好别去。”他隔了一秒钟才明白我是在说笑话。他笑了，然后说，“你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那位神秘男友。”
“我不会回答那个问题。”
“你不打算告诉我任何有关他的事?”
“对。”
“没关系，我不会在那件事上跟你过不去。你能劝她来，这一点我佩服你。证人跟她的律师手牵手一起来，我不是很喜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承认她这么做很聪明，而且卡普兰也不算太痞。若是上了法庭，他包准把你当猴儿耍，不过管他的呢，那是他的工作，他们全是一个样儿。你能怎么办，把全世界的律师都吊死?”
“有人会觉得其实这个主意不错。”
“这个房间里有一半的人都这么觉得，”他说，“另外一半就是律师自己。管他呢!卡普兰和我同意对媒体严格保密，他说你也会同意。”
“当然。”
“如果我们能把那两个变态狂的长相画出来就好了，可惜我安排她和一位画家聊了半天，唯一的成果就是他们两个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对耳朵她就不太肯定了，觉得他们都各有两片，可是又不能保证。现在我们手上有的，就是这三桩案子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已经正式把它们当做连环谋杀案件来处理，不过你说让它上《每日新闻》有什么好处?除了把老百姓吓得屁滚尿流之外，还能得到什么?”
中餐吃完，我们并没有久待。他两点得回法院去给一件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作证，这类公务令他的案牍永远堆积如山。“他们彼此杀来杀去，你实在很难去在意，”他说，“或是让你想拼了老命去破案逮凶手。我他妈的真希望他们赶快让这玩意儿合法化，而且我对耶稣发誓以前，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说出这种话。”
“我从来没想到会听一个警察讲这种话。”
“这年头大家都这么讲。警察、地方检察官、每个人。只有毒品管制署的那些家伙还在唱老调：‘我们与毒品的战争，胜利在望。给我们必要的工具，我们就能完成使命。’我不知道。或许他们真的都这么相信吧，不过我宁愿相信牙仙①，至少牙仙可能会在你枕头下面摆个铜板。”
①Tooth Fairy，美国同名电影中的角色，他杀死小女孩，并带走她们的牙齿。
“你怎么能说服自己让快克可卡因合法化呢?”
“我知道，那玩意儿害死人。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天使之尘①，一个完全正常、爱好和平的人去嗑点天使之尘，立时完全丧失意识，开始产生暴力举动。几个小时后他醒了，旁边死了人，他却什么都记不得，他连自己在迷幻的时候是不是很享受都不知道。我愿意看到街角糖果店卖天使之尘吗?天哪，我当然不愿意，但是现在那些人在糖果店前的人行道上卖天使之尘，是不是真的因此就在糖果店里卖得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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