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在椅子上坐稳，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伦道夫笔直地站在讲台前，散发着一贯的贵族气质。克雷格坐在证人席上，身体微微前倾，肩膀有点塌。伦道夫的声音抑扬顿挫，口齿十分伶俐。相比之下，克雷格的声音显得有点平淡，像是吵过一架，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
杰克感觉到亚历克西斯的手在他的胳膊肘和腰间摸索着，然后往前移动，抓住了他的手。他回握了一下，两人相视而笑，但笑容转瞬即逝。
“博曼大夫，”伦道夫拉长声音说。“4岁时你得到一个玩具急诊箱，开始跟父母和哥哥玩打针游戏。从那时起，你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不过据我所知，你之所以会选定这个助人的职业，是因为童年的一次特殊经历。你能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法庭吗?”
克雷格清清嗓子。“那时候我15岁，上十年级，是校足球队的经理。其实我很想加入球队，但是人家不要我。这让我父亲很失望，因为我哥哥是明星队员。所以我只好当球队经理，其实就是负责给队员们送水。比赛暂停的时候，我就拿上水桶、勺子和纸杯冲进球场送水。有一次轮到我们队踢主场，有个队员受伤了，教练请求暂停。我照例拿上水桶冲进球场。等我跑近一点，发现受伤的队员是我一个朋友。于是我放下水桶，扔下等水喝的队员们，径直冲到朋友身边。眼前的景象让我很难受。他的腿伤很严重，穿着钉鞋的脚歪在一边，疼得直打滚。他那么痛苦，我却无能为力。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就决定，不光是想当医生，而是一定要当医生。”
“这段经历真让人伤心，”伦道夫说。“但也确实很感人。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同情心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激励你走上了艰辛的从医之路。博曼大夫，对你来说，成为医生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童年经历所激发的助人欲望必须足够强烈，才能促使你不断跨越障碍，走向成功。你的经历像荷拉修·阿尔杰的小说一样催人奋进。你愿意跟大家说说吗?”
证人席上的克雷格明显挺直了腰。
“反对，”托尼大喊着站起身。“该事实与本案无关。”
戴维森法官摘下老花镜。“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
伦道夫和托尼顺从地走到法官席的右边集中。
“听着!”戴维森法官用老花镜指着托尼说。“你的原告直接质询部分是围绕克雷格的人品展开的。当时宾厄姆先生一再反对，我还是让你进行下去，因为你说这点与本案关系密切。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要一视同仁。陪审团有权听博曼先生陈述他从医的动机和过程。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还有，被告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想听你一再提出反对。”
“我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两人各自回到原位，即托尼回到原告席，伦道夫回到讲台前。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大声说，好让法庭记录员能听见。“请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
“你还记得刚才的问题吗?”伦道夫问。
“记得，”克雷格说。“可从何说起呢?”
“从头开始吧，”伦道夫说。“据我所知，你父母并不赞成你学医。”
“至少我父亲不赞成，我们家他说了算。他并不喜欢孩子，尤其不喜欢我。我哥小伦纳德是足球和曲棍球天才，而我不是。我父亲觉得我是个‘胆小鬼’，有几次当着我的面也这么说。我母亲很怕他。有一次她无意中说出我想当医生。父亲扬言只要他活着，我就休想。”
“这是他的原话吗?”
“一字不差!我父亲是个水管工，鄙视所有专业人士，觉得他们都是骗钱的。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变成这些人中的一员，更何况他自己高中都没有毕业。事实上，据我所知，我父母的亲戚中，连我哥哥在内，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我哥后来跟我父亲一样，也成了一名水管工。”
“也就是说，你父亲对你的学术兴趣并不赞成。”
克雷格苦笑了一下。“小时候我不得不在衣橱里看书。有几次被父亲逮着我在看书，而不是在做家务事，他就追着我打。成绩单也要藏起来，不能给父亲看见，因为上面全是A，所以要让母亲偷偷给我签字。其他同学都是因为成绩太差才不敢给家长看成绩单。”
“等你上了大学，情况是不是好一点?”
“有些方面好一点，其他方面更差。他很讨厌我，对我的称呼从‘胆小鬼’变成‘傲气鬼’。他羞于跟朋友谈起我。最要命的是，我申请奖学金需要填家庭经济状况表。他不但拒绝填表，让我拿不到奖学金，而且一分钱都不资助我。”
“那你的学费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靠贷款和奖学金，而且我什么零工都干过。就这样，我还保持了平均分4.0的好成绩。最初几年主要是在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侍者。临毕业那两年在实验室里打工。一放暑假，我就到医院里打工。我哥哥有时候也会接济我。不过他那时候已经成家了，自己也不宽裕。”
“你对医学的向往和你助人的欲望是不是支撑你度过了这几年最艰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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