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世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必须按照每个病人的特点确定诊疗方案。而且，书从写作到出版有个滞后期，书中所包含的信息可能已经过时了。医学知识更新的速度是极快的。”
“行医过程中需要判断力吗?”
“当然。医学上每个决定都需要很强的判断力。”
“根据你的判断，2005年9月8日晚上，针对佩欣斯·斯坦霍普的病情，最好的选择就是出门诊?”
“是的。”
“你能否跟陪审团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她痛恨医院。我都不愿意让她去医院做常规检查。每次去过医院都会加重她的病情，也会让她变得更焦虑。她更希望我去她家里。在她去世前八个月，我基本上每周去她家门诊一次。每次都是虚惊一场，其中有几次乔丹·斯坦霍普在电话上都说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9月8日晚上，没有人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我确信这次门诊像往常一样是虚惊一场。但作为一个医生，我不能完全排除她确实病危的可能性。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去她家。”
“莱特纳小姐在证词中说，你在去她家的路上提到，这次门诊可能真的有情况。是吗?”
“是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小。我只是说我有点担心，因为我注意到斯坦霍普先生的声音里比平常多了一丝焦虑。”
“你有没有在电话里告诉斯坦霍普先生，你觉得斯坦霍普太太是心脏病突发?”
“我没有这么说过。我告诉他，任何胸部疼痛，都必须首先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但之前斯坦霍普太太也有过胸部疼痛，事后都没有大碍。”
“斯坦霍普太太有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她去世前几个月，我曾经为她做过一次压力测试。结果模棱两可，不足以说明她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但我极力主张她去医院，由心脏科医生做一个更为深入的检查。”
“你跟病人建议过吗?”
“我多次向她建议，可她一再拒绝，因为做检查必须去医院。”
“最后一个问题，博曼大夫，”伦道夫说。“是关于你诊所里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的。这样编号的病人得到的照顾更多还是更少?”
“当然是更多!这些病人的问题在于，无论他们的病痛是真的，还是他们臆想出来的，我都无法减轻他们的症状。作为医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才用‘问题病人’编号，以示区分。”
“谢谢你，博曼大夫，”伦道夫说着收拾好讲台上的笔记。“提问完毕。”
“法萨诺先生，”戴维森法官大声说。“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被告吗?”
“当然有，法官大人，”托尼咆哮着跳起来，冲向讲台，像一只追赶兔子的猎狗。
“博曼大夫，说到PP病人，2005年9月8日晚，你和当时的同居女友开红色保时捷车去斯坦霍普家途中，是否跟她说过你无法忍受这样的病人，觉得疑病症跟装病一样可恶?”
克雷格双眼直盯着托尼，法庭上一片寂静。
“博曼大夫?”托尼问。“是不是像童谣里唱的那样，你的舌头给小猫叼走了?”
“不记得了，”克雷格终于开口了。
“不记得了?”托尼做出非常惊讶的样子。“拜托，博曼大夫，这个借口太牵强了吧。你在医学院的时候可是成绩优异，以博闻强记著称啊。莱特纳小姐作证的时候可是记得一清二楚。在接到传票的那天晚上，你跟莱特纳小姐说过你痛恨佩欣斯·斯坦霍普，她死了对所有人都是好事。这些你总该记得吧?”托尼靠在讲台上，皱起眉头，满脸疑问地看着克雷格。
“我说过类似的话，”克雷格很不情愿地承认。“我当时很生气。”
“你当然很生气，”托尼大喊。“像我当事人这样的普通人，居然有胆量质疑你的判断是否符合行医标准，你不生气才怪呢。”
“反对!”伦道夫说。“争论性问题!”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说着瞪了托尼一眼。
“你这个白手起家的故事确实让人感动，”托尼的语气中还是带着一丝轻蔑。“可我不明白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这么多年来，你从病人那里挣的钱已经彻底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你家的房子现在市价是多少?”
“反对，”伦道夫说。“与本案无关。”
“法官大人，”托尼抱怨道。“既然被告方能用经济收入来证明被告对医学的投入，那陪审团也应该知道被告真实的收入水平。”
戴维森法官想了一下才说，“反对无效，请证人回答问题。“
托尼将注意力转回到克雷格身上。“多少?”
克雷格耸耸肩。“两三百万吧，不过我们买的时候不值这么多。”
“我还有几个关于管家医疗的问题要问你，”托尼说着两手紧紧抓住讲台边缘。“你觉得会不会有病人负担不起每年几千美元的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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