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不让无法呼吸的危重病人去医院，而非要出什么该死的门诊，好赶去听音乐会?”
男洗手间的门重重地关上了，克雷格这才回到现实中。他希望自己的小肠能平安无事地撑过今天上午。他站起身，穿上西装，出去洗手。他边洗边照镜子，被自己的形象吓了一跳。他现在的形象比去健身馆锻炼前糟糕得多，而且现在庭审刚刚开始，他觉得最近形象也不大可能有什么改变。一想到自己取证时灾难性的表现，他就觉得接下来的一星期将会很漫长，压力很大。那次挫折之后，他根本不需要伦道夫告诉他自己的表现有多么糟糕。伦道夫的态度倒是很和蔼，只是建议他庭审作证前需要更多训练。那天离开伦道夫办公室前，克雷格把他拉到一边，看着他的眼睛。“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他坚持要说。“就像我跟法萨诺说的那样，我犯过错误，尽管我真的已经竭尽全力做一个好医生。可在佩欣斯·斯坦霍普这件事上我没有错，没有失职。”
“我知道，”伦道夫说。“相信我，我能理解你的绝望和痛苦。我保证，无论如何，我将竭尽全力说服陪审团。”
克雷格回到法庭，重新落座。筛选过程已经结束，陪审团已经就坐。戴维森法官正在讲话，提醒陪审员关掉手机，并向他们解释下面将要进行的民事审判程序。他告诉陪审员，此案的决定权完全在他们手上，也就是说，将由他们来裁定所有事实。审判结束时，他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根据适当的法律条款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他再次感谢他们的服务。然后他从眼镜片上方看着托尼·法萨诺。
“原告准备好了吗?”戴维森法官问。刚才他告诉陪审员，庭审一开始将由原告方律师做开庭陈词。
“等一下，法官大人，”托尼说。他侧过身跟助手莱尔夫女士耳语了几句。她边听边点头，然后递给他一叠卡片。
趁这短暂的间隙，克雷格按照伦道夫建议的那样，开始吸引陪审员的注意力。他依次看着每个陪审员，试图进行目光交流。他一边这么做一边希望自己的表情不要泄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在他看来，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配决定他的命运。一个若无其事、肌肉发达的消防队员，身穿一尘不染的白色T恤。几个家庭主妇，经过刚才的阵仗，神情颇为激动。一名退休教师，金发已经褪色，看起来像大家心目中的外婆。一个超重的水管工助理，穿着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一只脚搭在陪审席前方的栏杆上。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旁边那名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子，身穿棕褐色亚麻布上衣，前胸口袋里插着一块深红色方巾。接下来是名一本正经的女护士，亚洲血统，两手叠放在膝头。然后是两个勉强糊口的小商人，穿着涤纶西装，显然因为被人强迫履行陪审义务，一脸厌烦愤怒的表情。另一个券商看起来经济情况要好得多。他坐在后排，那名商人的正后方。
克雷格一个个陪审员打量过来，心中的绝望不断增加。除了那名亚裔护士，没人愿意跟他目光交流，哪怕只是一下。他不禁觉得，除了那名护士，其他人几乎不可能体会如今做一个医生是什么滋味。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又想起自己在取证过程中的表现，加上莲娜将要发表的证词，以及原告专家证人的证词，打赢这场官司的希望充其量只能说是渺茫。过去这八个月，他经历了焦虑、忧伤、无助以及失眠，脑中不断回放整件事的全过程。现状确实令人沮丧，但相对于八个月的煎熬，这又是个再合适不过的结局。克雷格意识到，整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已经使他丧失了自信、正义感、自尊，甚至他对行医的热情。他坐在那里，看着陪审员，心想，无论官司最后结果如何，他都不可能再是以前那个医生了。
第二章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06年6月5日，星期一
上午10：55托尼·法萨诺抓着讲台的边缘，像是在操纵一台巨大的电子游戏机。他上了摩丝的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乱，光可鉴人。金戒指上的大钻石在阳光映衬下格外耀眼，金色的袖扣清晰可见。尽管他个子不高，但矮胖的体格倒也让人不敢小觑。他精力充沛，黝黑的肤色显得十分健康，跟法庭灰黄色的墙壁形成鲜明的对比。
托尼穿着浅帮便鞋，把一只脚搭在讲台底部的铜制隔档上，开始发表开庭陈词：“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个人对你们的感谢，是你们让我的当事人乔丹·斯坦霍普先生的案子有机会开庭。”
托尼停下来，回头看了乔丹一眼。他一动不动，神情冷漠，像只木偶。他的穿着无懈可击，深色套装，前胸口袋里露出一条白色锯齿边手帕，指甲精心修剪过，双手叠放着，面无表情。
托尼转过头，重新看着陪审员，脸上恢复了丧失亲人的表情。“斯坦霍普先生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九个月前，他美丽而又尽职的妻子兼生活伴侣佩欣斯·斯坦霍普意外亡故，他到现在还没有从如此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场悲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被告克雷格·梅·博曼大夫玩忽职守，治疗失当。”
克雷格的身体猛地一紧。伦道夫的手迅速抓住了克雷格的前臂，然后朝他靠过去。“克制!”他小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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