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杂种!他怎么能这么说?”克雷格小声回答。“庭审不就是为了找出死因吗?”
“你说得对。但也允许他陈述自己的主张。我承认，他说话确实有煽动性。遗憾的是，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下面，”托尼说着伸出食指，指向天花板，“在我向在座的好人详尽描述事件经过，证实我开头的观点之前，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我的背景。我跟辩方律师不同，没上过哈佛。我就是个普通的北区小孩，有时候说话也不太注意。”
水管工助理大笑，那两个穿涤纶西装的商人尽管有点伤了自尊，也挤出一丝笑容。
“不过我会尽力的，”托尼加了一句。“如果你们觉得在这儿有点紧张，告诉你们，我其实也有点紧张。”
三个家庭主妇和那个退休教师没料到托尼会这么坦白，都笑了。
“跟你们这些好人，我有话说在前头，”托尼继续说。“就像我跟我当事人说的那样。我没办过几个治疗失当的案子。事实上，我这是头一回。”
那个肌肉发达的消防队员笑了，点点头，对托尼的坦诚表示赞许。
“也许你们心里在问：那这个意大利佬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为了保护你、我以及我的孩子，别受博曼大夫这种人欺负。”
伦道夫站起来，一副贵族气派。“法官大人，我必须反对。原告律师有煽动之嫌。”这时大多数陪审员脸上都显出一丝惊讶。
戴维森法官从镜片上方看着托尼，有点恼火，也有点诧异。“你刚才的言论已接近法庭忍耐的极限。法庭确实是唇枪舌剑的战场，但既定的习俗和规矩还是要遵守的，特别是在我的法庭里。我的话你明白吗?”
托尼举起两只熊掌作哀求状。“明白!我向法庭表示道歉。问题是，有时候我的情绪会控制不住，刚才就是。”
“法官大人……”伦道夫抱怨道。不过还没等他说完，法官就挥手示意他坐下，同时让托尼继续说，但要注意措辞。
“这里快变成马戏团了，”伦道夫一边坐下，一边小声说。“托尼·法萨诺是个小丑，但是个狡猾而聪明的小丑。”
克雷格看着辩护律师，这是他第一次在伦道夫冰山般的沉着中看到裂缝。他对托尼的评价令人不安，里面夹杂着不情愿的钦佩。
托尼看了一眼讲台顶上文件架上的卡片，继续开庭陈词：“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样的案子不是由知识渊博的法官来审，由此可能会问，为什么非要我们中断正常生活来断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比法官更有常识。”托尼依次指着各位陪审员，完全掌握了他们的注意力。“真的。不是有意冒犯你啊，法官大人，”托尼说着抬头看着法官。“您的记忆库里装满了法律、条例以及其他各种跟法律有关的繁文缛节，而这些人——”他的注意力又转回陪审团——“能看懂事实真相。在我的词典里，这才是绝对真理。如果我有麻烦，一定找陪审团。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人，可以用常识和天生的能力，看透法律的迷雾，告诉我真相在哪里。”
有几个陪审员点头表示同意。克雷格觉得自己心跳加快，腹部开始痉挛。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托尼会控制陪审团，现在已经发生了。这场倒霉的官司就是这样。正当你觉得事情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候，更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
“接下来我打算，”托尼继续说道，右手比画着，“向你们证明四点。一：博曼大夫自己的雇员将证明他应该对死者负责。二：本地三家著名机构的三名专家将告诉我们，一个负责的医生在2005年9月8日，死者病情恶化时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三：原告、博曼大夫的雇员以及当时在医院参与抢救的一名专家将证实博曼大夫玩忽职守，未能采取一个负责的医生应该采取的抢救措施。四：证实博曼大夫的行为直接导致死者意外死亡。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克雷格前额开始冒汗，喉咙也突然觉得很干;他很想上洗手间，可又不敢。他从面前的水罐里倒了一点水喝，期间手一直在抖，他很尴尬。
“马上要进入正题了，”伦道夫小声说。他的反应好像并没有克雷格那么大，这点让人安心。不过克雷格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刚才所描述的，”托尼接着说，“是一起普通的治疗失当案。辩方律师那样高水平的高价律师会称之为‘无争论余地’的案子。我称之为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很多律师和医生喜欢用常人听不懂的词，特别是拉丁词。但这又不是一起普通的医疗失当案。这案子比通常情况严重得多，因此我反应特别激烈。辩方律师希望你们相信，他们的证人也会说，博曼大夫是个伟大的、富有同情心的、仁慈的医生，家庭幸福稳定，可事实呢，跟这个差远了。”
“反对!”伦道夫说。“博曼大夫的私生活与本案无关。原告律师企图攻击我的当事人。”
戴维森法官脱下眼镜，瞪着托尼。“你离题太远了，小子。你下面要说的跟这起治疗失当案有关吗?”
“绝对有关，法官大人。而且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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