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你当事人这起案子将会招来很多麻烦，也许现在就已经很麻烦了。反对无效。原告律师继续。”
“谢谢法官大人，”托尼说着继续将注意力转向陪审团。“2005年9月8日晚，也就是佩欣斯·斯坦霍普死亡当晚，克雷格·博曼大夫并没有和家人一起守在纽顿那个舒适、豪华的家里。不是!下面我方证人，他的雇员兼女友将证实当时他正和她一起呆在城里的爱巢中。”
“反对!”伦道夫说，声音异常有力。“煽动性语言，且是传闻证据。不能允许他使用这样的语言。”
克雷格感到血往脸上涌。他想回头看一眼亚历克西斯，可他不忍心这么做，尤其是他现在遭到这种羞辱。
“反对有效!原告律师，请你只陈述事实，在证人作证前不要有煽动性评论。”
“是，法官大人。只是很难控制我的情绪。”
“你再不控制，我判你藐视法庭。”
“明白，”托尼说。他回头看着陪审员。“你们将听到的证词表明博曼大夫的生活方式发生过戏剧性的转变。”
“反对，”伦道夫说。“私生活，生活方式——这些都与本案无关。这是一起治疗失当案。”
“上帝啊!”戴维森法官绝望地喊道。“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
伦道夫和托尼都很听话地走到法官席旁边，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法庭里其他人的私下交谈，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开法庭书记员和陪审员。
“按这个速度，这案子要审一年，天哪，”戴维森法官埋怨道。“我这一个月的计划都要毁了。”
“我不能允许这场闹剧继续下去，”伦道夫抱怨说。“这对我的当事人不利。”
“他老是打断我的思路，”托尼嘟囔着。
“都给我闭嘴!我再也不想听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牢骚抱怨了。法萨诺先生，你说这些与案子无关的话题，到底想说明什么?”
“博曼大夫选择到死者家里门诊，而不是应原告的要求，将他妻子直接送往医院。尽管他自己证词中也会提到，他怀疑死者当时突发心脏病。”
“那又怎么样?”戴维森法官问。“我觉得博曼大夫处理得很及时，没有不必要的拖延。”
“这点我们还要论证。不过博曼大夫以前是从来不出门诊的。我是指在他出现‘中年危机’之前，或者按他自己的话说，‘觉醒期’之前，和情人一起搬到城里住之前。我方专家将证实，由于出门诊而延误治疗与佩欣斯·斯坦霍普的死有直接关系。”
戴维森法官陷入了沉思。他思考时，心不在焉地抿起下唇，这样一来他的上唇的胡子就到了下巴中间。
“从业人员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跟治疗失当案无关，”伦道夫坚定地说。“从法律角度来说，治疗失当案的关键在于判定是否偏离了治疗标准，造成的伤害可否补偿。”
“你说的是通常情况，不过我相信法萨诺先生接下来的证词会证明，他的观点是有根据的。是不是这样?”
“您说的完全正确，”托尼很肯定地说。
“一切由陪审团决定。反对无效。法萨诺先生，请你继续陈述，但请你注意不要使用煽动性语言。”
“谢谢，法官大人。”
伦道夫回到被告席，显然非常生气。“我们要打一场恶战，”他说。“法官对法萨诺异常宽容。从好的方面来看，如果本案判原告赢，我们在上诉时可以加上法官不公这一条。”
克雷格点点头。这可是伦道夫第一次承认官司有可能会输。克雷格更加悲观失望了。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托尼回到讲台上说。他翻了翻手中的卡片，调整了一下丝织上衣的袖子，刚好露出袖扣和他笨重的金表。他抬起头。“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人说我不擅长当众讲话，到现在也没什么长进，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包涵。”
有几个陪审员笑了，还同情地点点头。
“我们将会提交证词，证明大约两年前，博曼大夫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此前，他基本上是传统的医生，看病收费。之后他转而加入并接管一家成功的管家医生诊所。”
“反对!”伦道夫说。“本案与行医方式无关。”
戴维森法官绝望地叹了口气。“法萨诺先生，博曼大夫的行医方式与我们刚才在法官席前讨论的话题密切相关吗?”
“毫无疑问，法官大人。”
“反对无效。原告律师继续。”
“确实，”托尼对陪审团说，“当我说到管家医疗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位一脸茫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连我在接这个案子之前都不知道。这东西又叫顾问医疗，就是说想接受这种服务的病人每年要预交一笔可观的费用。这笔费用可真不小，有的每年每人要交两万美元呢!虽说博曼大夫和他那个基本退休的合伙人伊森·科恩大夫没收这么多，可收得也不少。大家可以想象，这种服务也只能出现在富裕、成熟的地区，比如某些大城市或者富人集中的地方，比如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那不勒斯或者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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