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院的心理医生，亚历克西斯出席过很多次庭审，以各种身份作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专家证人。根据她的经验，庭审时所有人都会焦虑，特别是她丈夫，现在特别脆弱。这次庭审，是克雷格这两年艰难生活的顶点，案子的结果对他至关重要。多亏她接受过专业训练，懂得凡事要客观，即使涉及感情。她知道克雷格的弱点，也知道他的长处。遗憾的是，她知道在目前这场危机中，弱点即将战胜长处。这是当众考问他的行医素质，如果他输了，她怀疑他能否重整旗鼓。这案子之前，他的生活已经被一场典型的中年危机冲击得七零八落。克雷格首先是一个医生，凡事以病人为先。她从跟他谈恋爱起就明白并接受这一点，甚至还有点崇敬。因为她自己就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有很多一手资料。她知道，做一个医生，特别是做一个好医生，是世界上最难、最有挑战性、最需要人坚忍不拔的工作之一。
问题在于伦道夫私下跟她说，尽管不存在治疗失当，但很有可能这案子会输，至少初审会输。她内心深处知道克雷格肯定不会治疗失当。她旁听了庭审，也知道克雷格总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即使自己不方便，即使是夜里3点。现在的问题是遇上治疗失当和中年危机双重诅咒，让事情变得格外复杂。两者同时发生亚历克西斯倒也不奇怪。她的患者中很少有医生。因为寻求帮助，特别是心理方面的帮助，跟医生的本性相左。他们是给人关怀的，不习惯被人关怀。克雷格这点尤其突出。她一再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特别是他听了莲娜和原告方专家证词之后反应极大。她安排起来很方便，可他就是不去。一星期后，他的抑郁明显加剧，她再次提出让他去看心理医生，结果他勃然大怒。
亚历克西斯还在犹豫是打断克雷格和伦道夫的谈话，还是站在原地继续等。这时她发现众人散去之后，旁听席上还留下一个人。引起她注意的是此人的服装和原告律师几乎一模一样，包括式样、颜色和剪裁。除了服装相似，他们的体格也差不多，且都是黑发，乍一看以为是双胞胎，只不过此人的皮肤没有托尼那么黑。托尼脸上的皮肤像婴儿的屁股一样光滑，这人的脸上却留有严重的青春痘疤痕，颧骨上尤其明显，看起来像是烫伤。
这时，托尼·法萨诺突然中断了与助手的谈话，抓起鸵鸟皮公文包，怒气冲冲地穿过旁听席，朝法庭外走去。很显然，他还在为那个仲裁庭判决的错误生气。亚历克西斯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这事儿反应这么大。在她看来，他的开庭陈词非常有效，令被告方非常被动，克雷格无疑也正为此闷闷不乐。托尼的助手羞愧地紧跟在他后面。托尼既没有往旁边瞄，脚下也没有片刻停顿，只大喊了一声“佛朗哥”，招招手示意那个与他穿着相似的男子跟上。佛朗哥很听话地跟上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庭的双层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亚历克西斯回头看她丈夫，他还是一动不动，不过伦道夫这时正往她这儿看，并招手让她过去。既然他明确邀请，她也乐意从命。等她到了跟前，发现克雷格满脸愁苦，垂头丧气，跟她从背影推测得差不多。
“你必须跟他谈谈!”伦道夫一改往日贵族式的沉重冷静，变得有点气急败坏。“他不能继续这样一副垂头丧气、未战先输的样子了。根据我的经验，陪审团的感觉特别灵敏。我相信他们能感知当事人的思想倾向，并据此断案。”
“你的意思是说，就因为克雷格沮丧，陪审团就有可能判他有罪?”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让他振作起来。如果他摆脱不了这种负面情绪，陪审团就会认定他确实有治疗失当行为，做贼心虚。这倒不是说他们不听证词，不考虑证据，但是让他们改变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负面情绪会使一个原本中立的陪审团带有倾向性，这样举证责任就会从原告转向被告，这对我们很不利。”
亚历克西斯低头看着克雷格，他胳膊撑在桌上，两手托着下巴，正在揉着太阳穴，眼睛闭着，嘴无力地张着喘气。让他振作起来可不容易。庭审前的八个月，他一直处于抑郁状态，时好时坏。今天上午他倒是稍微“振作”了一点，庭审前几天状态也不错，那是因为他觉得不管怎样，这场官司总算要结束了。现在庭审开始了，他显然是意识到了官司可能要输。有点抑郁也很正常。
“要不一起吃午饭吧，可以好好聊聊，”亚历克西斯建议。
“我和卡文迪什先生不打算吃午饭了，”伦道夫说。“我需要准备下午的开庭陈词。”
“你之前一直都没有准备吗?”亚历克西斯显然吃惊不小。
“当然准备了，”伦道夫被激怒了。“可戴维森法官给法萨诺先生那么大的空间，让他开庭陈词自由发挥。所以我的陈词必须修改。”
“原告律师的开庭陈词让我很吃惊，”亚历克西斯承认。
“你吃惊也很正常。他们就是企图诋毁人格，众口铄金，其实手里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克雷格玩忽职守。往好处看，戴维森法官的行为已经让我们有充分理由上诉，特别是法萨诺先生还在仲裁庭裁决上玩把戏，做出一副疏忽大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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