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伦道夫说。“这与本案无关。”
戴维森法官转了一下钢笔，看着托尼。“这与本案有关吗?还是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关系相当密切，法官大人，”托尼说。“接下来另一位原告证人将会详细说明。”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请证人回答问题。”
“博曼先生当时穿着燕尾服，和他一起的年轻女人穿着低胸晚礼服。”
几个陪审员与左邻右舍交换着眼神，像是在猜测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你认得这个年轻女人吗?”
“认得，我曾经在博曼大夫的诊所里见过她。他说是他秘书。”
“这么正式的服装让你觉得奇怪还是特别?”
“都有一点，”乔丹说。“觉得奇怪是因为让人感觉他们是想顺路去某个社交场合，而且我知道博曼大夫已经结婚了;觉得特别是因为我琢磨博曼大夫之所以选择出门诊而不是跟我们在医院会合，可能跟这服装有关。”
“谢谢你，斯坦霍普先生，”托尼说着整理好手头的文件。“提问完毕。”
“宾厄姆先生，”戴维森法官说着向伦道夫的方向点了点头。
伦道夫犹豫了一会儿，显然在沉思。后来即使站起来走向讲台，也像是靠条件反射移动，而不是有意识的举动。法庭里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期待着。
“斯坦霍普先生，”伦道夫开口了。“我只问你几个问题。被告席上的所有人，包括博曼大夫，都因你太太的死深感悲伤，也都能理解让你重温那个悲剧性的夜晚对你来说是多么困难，所以我的问题会尽量简短。现在重新讨论你和博曼大夫通话的细节。你是否跟博曼大夫说过，在你的记忆中，佩欣斯以前从来没有抱怨过胸口疼?”
“我不太肯定。当时我很紧张。”
“可面对法萨诺先生，同样的通话细节，你的记忆却惊人地完整。”
“我可能说过她从来没有觉得胸口疼。我不能肯定。”
“我必须提醒你，在取证记录中，你确实说过。要我读给你听吗?”
“不要，如果取证记录里有，那就是对的。你提醒我了，我相信我确实说过她从来没有觉得胸口疼。那是八个月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处于被胁迫的状态。取证记录更接近事实。”
“我能理解，斯坦霍普先生。不过希望你能够好好回忆一下博曼大夫的回答，你记得他当时说了什么吗?”
“不记得了。”
“他纠正了你的说法，说她过去有好几次因为胸口疼请他出门诊。”
“也许吧。”
“所以你对通话细节的回忆也许并不像几分钟前你让我们相信得那么清晰。”
“那是八个月前的事了，而且我当时非常忙乱。我觉得有点偏差也很正常。”
“不是说不正常，可你却非常肯定博曼大夫特别提到佩欣斯是心脏病突发。”
“他说必须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的措辞说明不是博曼大夫最先提起这个话题的。”
“是我先提到心脏病突发的。我问他是不是在考虑这个。我是从他问的关于佩欣斯的问题中推测的。”
“说要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和说佩欣斯心脏病突发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告诉你，博曼大夫在通话中从没用过心脏病突发这些词，你会吃惊吗?”
“我们说到过。这点我记得。”
“是你提起来的。他只是说‘必须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从来没有说到具体病症。”
“也许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区别很大。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胸口疼，比如说你吧，打电话给医生，医生都要先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是不是?”
“应该是吧。”
“所以当你把佩欣斯胸口疼的症状告诉博曼大夫，他觉得应该首先排除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博曼大夫这种反应并不奇怪吧?”
“嗯，不奇怪。”
“以前佩欣斯也因为胸口疼让博曼先生出过门诊，最终诊断是什么呢?”
“基本是因为肠内有气体。”
“对!确切地说是结肠左曲内有气体。不是心脏病突发，也不是心脏疼，因为心电图和酶的检测结果都正常，且在后续的检查中一直保持正常。”
“不是心脏病突发。”
“博曼大夫为佩欣斯出过很多次门诊。病历显示，在八个月内，平均门诊频率大约为每星期一次。这跟你的记忆相符吗?”
乔丹点点头。这时法官警告他：“请证人大声点，让法庭文书和记录员能够听见。”
“相符，”乔丹大声说。
“佩欣斯是不是喜欢让医生出门诊?”
“是的。她不喜欢去医生的办公室。”
“她喜欢医院吗?”
“她很害怕医院。”
“所以实际上，博曼大夫是为了满足你太太的需求和愿望才出门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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