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穿戴比较破烂，但长得文质彬彬，气质也不像农村人。“
“你再想想，从去年六七月份以后确实再没见过他吗?”
老板弟弟搔了半天脑袋：“这……噢，想起来了!今年正月十三——为什么能记得呢?那天我刚换了新台桌布……”
换新台桌布后的两三天，一个晚上，那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又来打台球。老板弟弟招呼他：“好久没见你了!”
那孩儿笑嘻嘻地说：“来来，咱俩打几盘。”
老板弟弟说：“我不跟你打，我打不过你!”
那孩儿说：“没啥，打两盘。”
老板弟弟打了一盘，输了;那孩儿拉他再打。这时候，站在路边的另一个孩儿喊他：“走吧走吧!”
他俩向南走去。
听到这儿，李智勇急不可耐地问：“路边那孩儿长啥样儿?”
老板弟弟说：“比他个儿矮，脸比他胖。”
李智勇抑制住狂喜的心情，向老板弟弟道了谢，匆匆赶回专案组。
“可以肯定，张建华在许昌活动，而且在本市有落脚点。”
赵新说。
侦查员们兴奋不已，七七嘴。八舌地出谋划策：“今年农历正月十三……等我算算，嘿，‘2.19案不是农历正月二十嘛!”
“对!对!‘2.19’案被抢的许昌县石化公司南姐庄加油站，正是在枪杆刘附近。”
“好哇，张建华那天去枪杆刘打台球，原来是‘踩点’!”
“老板弟弟不是说，站在路边那孩儿，是低个儿、脸较胖吗?这和‘6.7’系列案中”一高一低，一瘦一胖‘相吻合。“
对于侦查员们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幸福?不是美食、醇酒，不是金钱、美女，不是高歌狂舞，甚至也不是立功受奖。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找准了案件的突破口，从而势如破竹，一举破案。
张建华确实在许昌活动，必须立即找到他的踪迹!
赵新稍加思索，果断地下达命令：“围绕张建华，查‘三友’——他的亲友、战友和‘狱友’。”
一张长长的名单列出来了，兵分几路，分头查“三友”。
李智勇“分”到三个战友。不知跑了多少路，总算找到了这三个人。可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没见过张建华。
这事可邪!
李智勇不气馁，仍在酷暑中不停地奔波。他从张建华一个战友口中，得知还有一个与张一起参过军的人，叫王建民，在某油库工作。
油库?李智勇马上联想起加油站。会不会?
得找到这个人!
这一跑又是三天——找到王建民单位，不在;找到他母亲家，没回来;找到他住处，碰锁。
就不信找不到这个人!第四天，李智勇早早堵在油库门口，终于堵上了王建民。
“你认不认识张建华?”
提到张建华，王建民脸上掠过一丝惊慌。
“认识，俺俩是战友。”
“你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啥时候?”李智勇穷追不舍。
“他1991年被逮捕判刑，战友们说是因为盗窃。当时我们都不信——他平时看着可老实哩。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见到他。”
“你可要想清楚!”
王建民急赤白脸地分辨：“真……真的，我真的没见过他。”
李智勇知道，不给他点压力不行，便取出当年追捕张建华的通缉令：“王建民，你看看这是什么?”
王建民瞥了一眼，垂下了眼皮。
“张建华是从监狱逃跑的逃犯，知情不报，是违法行为。
你如果不说清楚，自己一辈子就毁了!“
这话带着极大的威压。王建民低头不语，足足闷了五六分钟。看得出，他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终于，他迟疑地开口了：“是，我见过他。”
“什么时间?在哪里见过?在场的还有谁?”李智勇不再给他犹豫的余地。
“1994年11月12日。第二天是我结婚的日子。”
那天晚上，夏利新、李劲松、赵亚民等七八位战友，都到王建民家喝酒。王建民出去理个发，回来发现张建华也来了。
“咦。你……你们在干啥?”
王建民知道张建华是从监狱逃跑的，不禁暗暗吃惊。
张建华却像没事人似的：“嘿，新郎倌，我们来讨喜酒喝!”
说着拿出50元“份子钱”。
王建民看看夏利新几个，都若无其事地打扑克，也就不再说什么。
玩牌玩到第二天清早六点。张建华和夏利新几个人去为他接新媳妇。后来听说，回来的路上，张建华在许禹路口下了车：“我得回家，还有点事办。”叫辆三轮车走了。
“从那以后，我确实再没见过他。”
李智勇不敢迟疑，立即向指挥部报告。几路人马迅速出击，将夏利新、李劲松、赵亚民拘传到案。
十七、短兵相接
曾对这三人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无奈都铁嘴钢牙咬定未曾见过张建华——知情不举，请殊可恨!依法必须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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