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不对。我使用的是舒尔茨这个名字。
我们知道。
通过窃听我的电话。
想到这我赶紧伸手去抓电话听筒，匆忙之中没有抓住，反而把听筒撞掉了，手也擦伤了，我赶紧再伸手把听筒捞起。我知道索里实验室的电话号码，因为在电话号码簿上找到它后我就把它牢牢印在脑子里了。总机让我等一会。
我等着。眼皮在跳。
真粗心。当我在接索里的电话时，线路上有咔嗒声。我压根就没料到有人会给我来电话，不管是波尔，亨格尔，艾伯特，英格，布兰德，还是其它什么我能想得到的人。波尔，亨格尔和布兰德无论如何是不会给我来电话的，因为我们没说过要再见。那么会是谁呢?当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想是谁给我来电话时，我恍惚听到耳机里有咔嗒声，这使我的记忆产生了连锁反应，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波尔和剧院票房的事。
又有人在窃听我的电话了。这次可不是联络站的人干的，他们上次窃听我的电话不过是为了悄悄地找到我。这次是敌人干的。先派车盯我的梢，又指使望远镜监视我，这下子又窃听我的电话。这是他们逼近我的第三个迹象。
“电话要通了，先生。”
“谢谢。”
眼皮还在跳。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是不是有人在窃听我的电话现在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我要对索里讲的就是一句话——别来了!
也许我的判断有误，可我不能冒险。索里既然不相信电话，也不相信他办公室里的墙壁，这说明他一定处在什么危险之中，必须小心从事，因为他可能是个在“不死鸟”那里挂上号的人物，他们对他的声音了如指掌。二十年了，他心中的仇恨之火还在燃烧，他继续在与他们周旋，寻找他所需要的事实，这种事实就象点着了的导火索，足以引爆深埋在他心中的那颗仇恨的炸弹。为了他死去的年轻妻子，花多长时间他也在所不惜。
“罗斯坦博士在吗?”
“他刚走。有事要我转达吗?”
“算了。”
我放下了听筒。
索里一定有什么事迫不急待地要和我说，这事一定十分重要，不能让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他，熟悉他的声音，他们一定从电话中得知他到我这来了。他一定会阻止他的，我无能为力了。
策伦多夫区在腾珀尔霍夫区东边10英里，他是无法步行来此的。同样，他也不会随便使用白己的车或叫出租车。他十分小心谨慎，一定会采用迥避手段的，要想半路上去截住他是没有希望了，只要在这等他了。
检查一下表：5:09估计一下交通高峰期用车到这里的时间：20分钟。另外还要加上5分钟，因为他不会在家门口直接登车，而是要先走一段路，然后再叫上出租车，上车后并不直接开往我处，而是提前下车步行前来。他也可能会乘电车或高架车来，但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他是那样的急不可特。从现在起，他在20或30分钟之后随时都可能到这，也就是在5:29至5:39之间。
我没再给实验室去电话问他通常是乘出租还是乘自备车，因为我的电话已不安全了。其次，如果他们此刻还没有定下如何去对付索里的办法，我不想去推波助澜。但愿我的估计不对，那就皆大欢喜。如果我估计得对，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在沿途干掉他。不是有辆车紧跟其后待机而动，就是有人乘红灯停车时爬进他的车子，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在人行道上从他身后向他扑去的可能性。
5:14。无事可干。
我走出房间，顺着走廊向前走，直到找到一间房门大开的空房间。屋内的窗帘尽管很薄，但足以抵挡冬日的阳光。我等了足有5分钟时间，然后用手把窗帘撩开有一寸模样的缝，向外仔细观察街对面的那座公寓大楼。四楼上第七个窗户是开的，象个方方正正的黑窟窿。我放下窗帘，离开了那间屋子。
第十章 落入敌手
十分钟后，我与Z警察局通了电话，我告诉他们说：“赶紧派人去波茨坦街193号，顶层有个实验室，去的人要带武器，那儿要出事。”
我听出了警长的声音，他说：“我们已派人了。不久前有个电话说有人在那抢走了一些文件。”
“那就让他们回来。听着，我这有个地址，腾珀尔霍夫区的舍纳林德大街中段有座叫玛丽公园的大楼，到正厅看门人的门房来。”他边听我说边重复，好让边上的助手记下来，“实验窒的主人索里·罗斯坦博士刚才在公寓楼前的大街上被人开枪击中，我把他搬到了门房里。子弹是从街对面一座船形大楼四楼的一个窗户中射出的。是东头第七个窗户，使用的是带瞄准镜的步枪。我已叫了救护车，我就在这等你。”
我让一个看门人照看一下索里，然后推开挤在门口的人群，来到街对面的那座船形大楼前，毫不停顿地把看门人拥上了电梯，并告诉他说警察一会儿就到，在他们到来之前别让任何人进来。他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是件凶杀案。
“我想看看从走廊这头数起的第七个窗户。”我对他说。
这是303号房间，门轻轻一推就开了。我根本无暇去检查门后是否还藏着人，我想枪手在我把博士搬进“玛丽公园”之前就逃之夭夭了。屋里除了比走廊里感觉要凉些之外，别无异常之处。门房过去要关窗户，我阻止了他。“什么也别动。”在靠近窗户的地板上扔着一张印有“午餐”宇样的包装纸，一只烟缸里堆满了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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