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勃说道，“你可以站起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条我当然懂得。我把抖落的衬衣往腰带里塞好，鼓鼓囊囊的好似寄宿生穿着的破衣服。呼吸正常，没有气喘。继续放松。
那张生漆台子碎成四块，麻醉师蹲在地上拣他的破烂。我能感觉到身后有个家伙站在那里。6个新进屋的卫兵个个荷枪站立，在我四周排成一圈。不远的地上躺着那个门卫，大腿和小腿的弯曲度和正常的正好相反，一张僵直的脸，旁边是一堆呕出来的脏东西。心理分析医生站在人圈外头，他直钩钩地盯着我，看来他想把我的形象搬上画布呢，奥托勃象柱子般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他宁可咬紧牙关也不愿意伸手去碰一碰自己下身的痛处的。他脸上开始泛起一抹血色，不过，冷汗也紧跟着从下巴上一滴滴地往下淌。
麻醉师又工作起来，他吸满一个小针筒，弯下腰，往地上躺着的门卫后腿肚上刺进去。一会儿麻醉师完成了任务，站了起来。一片死寂。我能听到奥托勃强忍着伤痛的喘息。我自己的右肩被小台子打得失去了知觉，不过我发觉自己还能行动自如，而他们满可以把我置于死地的。这些家伙真是训练有素，坚决执行奥托勃的命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死他!
第十二章 麻醉术
面前的7个人显得很小，我明白了其中道理：卫兵们受命站两扇大门一字排开，持枪警卫。我神志很正常。
我瞥了一眼手表，打过针才15分钟。我慢慢地使用我的眼睛，通过看到的判断出我想知道的事实——这7家伙的相对大小，阳光射在窗台边上的金嵌条发出的反光强度，天花板和我的距离，等等。可以肯定，他们给我用了迷幻药。迷药能叫我说真话，而不是胡诌一通。
房间内鸦雀无声。大吊灯悬在半空，闪闪的灯光好似满天星斗。好家伙，真摆成个阵势：7个凶神一动不动地立在房间尽头，奥托勃站得更近，两手叉腰，双腿跨开，寸步不移。离我最近的那个心理医生姿态潇洒，神情随和。他声息全无，只是低头瞧着我。我身旁站着那个麻醉师，不过我看不见他。
和我做伴的只有这只手表了。针已打过16分钟了。这表不是我，是心理医生戴着的手表。他全神贯注在我身上打主意，万万想不到我也在他身上下功夫。我在找一种抵住药效方法。他不应当把衬衣袖子卷起来。当现实世界从你身边滑走的时候，你不得不紧紧地抓住它，就象一个刚跌进惊涛骇浪的人死抱住一根桅杆一样。手表上的时间最真实，不能有一分一秒的误差。你可以估计说一小时过去了，但只有钟表才能报出准确的时间。我看着的那只表从三方面帮了我：第一，它纠正我估计时间的错误;第二，在此同时，它提醒我自己的“时间意识” (也就是思维的清晰度) 出了毛病，得立即校正;第三，它在我认出自己体内的药物敌人时助一臂之力。到底是哪种迷药，喷妥撤，阿米他，天仙子碱，还是其它什么?药水正在我的血管里奔腾向前，直向大脑细胞冲击。不同的催眠方式能明显地表现在用药者对时间的知觉上面。
我不能看自己腕上的表，因为他们会发觉我俯视，知道我的用意，然后把我的表给拿走。好在医生两臂交叉，他手腕上的表我一目了然，隔了一会我就装作迷迷糊糊，半睁开眼从头到脚把医生痴痴地瞅一遍，那样子就象真陷进了迷药的沼泽地，其间眼光便能察看到他的表。17分钟过去了。
“我姓费边，”他带点羞怯地笑着，“请问你的大名。”
麻醉师规规矩矩地蹲在我身边的一只方凳上面，我从眼角里能看到他白大褂的衣襟。他已经在我的右臂上系好一条止血皮管，审问期间，他会不时给我量血压，监视有没有昏厥的预兆。他用手按在我腕上，数着脉搏，而且一刻不停地监视着我的呼吸。
我进入了深度迷幻区。告诉自己，必须立即行动。抗住药性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到底给我用了什么药?是巴比妥酸盐类，而不是安非他明类药，因为我只感觉到催眠的作用，没有任何兴奋剂的迹象。不过，喷妥撒的效力应该更快一点。从心理医生刚才的举动里能够找到一点线索——医生的态度和善得很。这说明迷药应当促使我在这样的态度下有寻求同情的强烈欲望。话又说回来，迷幻药也因人而异，对不同体质的用药人的效力大有差异。要是现在躺在手术台上，等待着大夫的手术，那当然不会无故捣蛋的。今天可不同，在这张椅子上，我将要为自己的生命大干一场。
要想敲定我用了什么药，我得把用了不同的药以后应该发生的反映情况和数据象做数学题一样，代入到复杂的不同体质类型中去，看看结果如何。我对自己的体质很熟悉，当然也必须把它们代入我自己。
得不偿失吧?
不。一定要镇定。一不小心，有些人就会死在你手上!就是琼斯这样的人。
上眼皮千斤重。医生注视着，等待我的回答。表的指针还在老地方，他才说过，“我姓费边，……请问你的大名。”不好!才过了30秒，怎么好象5分钟过去了。
说话要干脆，要有生气。
“我姓奎勒。”对，就这样。
“请教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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