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响起来了，他把开关关了起来。我讲下去：“鼠疫有三种。传统的腺鼠疫引起表面淋巴腺肿大、脓肿。第二种叫败血型鼠疫，这种鼠疫使血液中毒。第三种鼠疫危及人的肺。这种鼠疫比腺鼠疫更容易感染上，而后者在4世纪使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丧命，当时英国人称黑死病。这第三种鼠疫是肺型的。罗斯坦博士在文件里给它起了个更为精确的名字：巴斯德列拉鼠疫。这是棍状的杆菌，在适宜的培养基中，可以在实验室培养。一旦放出去，通过飞沫传染，潜伏期很短，只有三四天，比天花快3倍。”
他并不显得宽慰。他呆头呆脑地说：“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你这么说的吧?”
“当时有2500万人。”我滔滔不绝地说，就像在纽伦堡审判时我谈到海因里希·桑森时那样高谈阔论，“我的豪普特曼，伤亡惨重，我同意这样说。就是本世纪的纳粹鼠疫在死亡营里杀死的人数只及这个数字的半数。”
这番话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正在考虑阿根廷和73号物品。
我索性对他把话说绝：“在南美洲，对肺鼠疫的自然抵抗力是很差的，因为那里很长一个时候没有发生过流行病了，尽管在巴西、秘鲁、厄瓜多尔本来是常发生地方性流行病的。所以我得说，要是罗斯坦博士在阿根廷的兄弟按照给他的指示打开那个小瓶，在一个坐满了人的电影院的楼厅上轻轻拍点东西出来，在圣卡泰里诺的7万德国人和前纳粹分子，一周之内就会丧命。”
足足有15秒钟，他一言不发。
“奎勒先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因为他们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我不理解。这又是你开的小玩笑。”
“希望你不会理解。你太年轻，理解不了。你得问问长辈。他们懂得这些事。他们5年之内杀了1200万人，一半是犹太人。如果你在法庭上听他们为自己辩护，你能听到他们杀了600万自由犹太人的理由。他们说他们杀他们，就因为他们‘仅仅是犹太人’。你看，没有私人的原因。无怨无仇，没有报复的念头，甚至连恐惧的心理也没有。就给尝黄星、淘汰营、毒气炉的滋味。难以理解。但是我倒理解罗斯坦博士。他有个人恩怨，这种恩怨源于他对一个女人深深的爱，源于失去她后的凄凉。一定要让千百人倒下去。”
他站了起来，站在我面前。一个长得单薄的年轻人，他还想与他生长的世界搏斗呢。
“但是还有其它人呢!鼠疫不会在任何边界停步的。整个圣卡泰里诺，然后整个阿根廷——”
“再蔓延到更远的地方，直到他们得到确诊，用上磺胺类药物。道理很简单：鼠疫同样吞噬无辜的人们。他懂得这点。他知道在阿根廷有50万与他同一个种族的人。但是这不能使他停止制造那个东西，也不能使他停止给他兄弟写这份遗嘱。罗斯坦博士是想在生前为他妻子报仇，如果做不到，就同归于尽。”
斯坦纳用他那双缺乏想象力的清澈的绿眼晴朝下望着我。我对他已不耐烦了，因为我刚才问过他两个有关索里行动计划情况的问题，他还不得要领。要不，有关索里的情况，他所知道的不比我知道的多。
那天窝囊地过去了，挫折出现了。经过两天破译密写的艰难工作，我没有搞出一点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不死鸟的情况。这个文件可能与罗斯坦曾经想要告诉我的情况无关。他本来没有理由告诉我他活着是为了摧毁南美一个城镇，因为不可能期望我赞成这个念头。要么他的固执观念循着正常的轨道发展，把他推到理性的边缘，以致对要冒消灭一个洲的险也盲目了，要么他已经为他兄弟作了周密的计划，在鼠疫蔓延之前，组织了地下接种计划以拯救那些无辜的人们。这对我本人或者对我的使命，都没有区别。如果伊萨克·罗斯坦真是个理智正常的人，他意识到他哥哥的心态，他早就会把那瓶东西放到炉子里去了。
罗斯坦决不会告诉我这个事。然而他不顾一切要告诉我的又是什么呢?从文件中找不到线索，该文件无非是对他兄弟作的详细指示而已：杆菌是怎样传播的，传播期间怎样避免感染，4天潜服期间应采取的措施，如此等等。
可以猜想，肯定有一平行同时进行的事。这要等我摆脱了斯坦纳警长的变态疾病恐惧症之后再来考虑。
因为我知道罗斯坦一直在演双重角色。
“感激你，奎勒先生，”斯坦纳开口了，“我自会将密写件破译稿送到我的上司那里。”
走之前，我问了他一句：“在那个实验室里，你还发现了其它东西，有意义的东西，你决定不告诉我，是吗?”
他显得吃了一惊：“没有什么东西。”
“豪普特曼先生，我已经帮了你一个忙，而你会是第一个报答的人。所以我相信你的话，你所发现的就是滤毒罐。”
“相信我的话。当然，这样说不包括当时让你看过的各种材料。除此没有什么了。”
他没有撒谎。他一直在说谎倒好了，就会有可掌握的东西了。
我离开了他，找到了那辆230SL，我在离Z局半公里处停的车。他们决不会料到我会驾驶这个型号的车。但是一旦他们认了出来，他们会定距离跟踪我，因为我的车太醒目了，定距离跟踪是很难察觉的。他们知道我随时会走访Z局的，所以停的车容易开得出。但是我正期待着有尾巴出来亮相，就是没有。半公里以内完全畅通无阻，我带着一种不祥的预兆跨进了车。他们给我的行动自由越来越大了，我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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