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花园大概是由附近的康顿街和汉普斯路的水门而来的名字,是四栋建筑在新月形地中央的十九世纪楼房围成的一块台地,每幢有三层屋和一层地下室,还有沿着摄政王运河用墙围起的长条形后花园。门牌由二号到五号,一号若非早已倒坍,就是从没有建起过。五号筑在北端,把它当作安全屋,实在最理想不过。因为在三十公尺之内就有三条通道,运河还提供往南往北各一条曳船道。北边接康顿街,南边和西边是公园和樱草山。更好的是,邻居都没什么社会地位,也不要求别人有。这儿有几家已改成单房公寓,门上有看来象打字机字键的一排十个门铃。有几家发达的,只有一个门铃,五号有两个:一是马米兰太太,另一个是她的房客贾佛逊先生。
马太太个人十分保守,对什么事都不慌不忙,虽然这还很难断定她对工作有多热衷,但那确是担任监视人员最好的条件。她的房客贾先生据说是一个做石油生意的外国人,经常不在家里,水门花园是他临时歇脚的地方。那些邻居有闲情注意他时,便发现他是个害羞但洁身自好的人。如果那天晚上九点钟,马太太让乔治进她的前屋并拉上洁白的窗帘时,他们碰巧在灯光幽暗的门廊看到他,一定也会对乔治留有同样的印象。
马太太是个坚毅型的苏格兰寡妇,穿着棕色长袜,头发很短,皮肤虽已起皱但还颇有光泽。为了上帝和“马戏团”的利益,她曾在莫桑比克管理过圣经学校,也在汉堡主持过一个海员传道所。虽然她前后做了二十年职业的监听员,仍习惯性地把所有男人都当作罪人一般看待。乔治从外表看不出她在想什么,从他抵达的那一刻,她的态度就有种深沉而孤独的镇静;她象个客人早已死去多时的女城主般带他巡视屋内。
他们先到她本人住的半地下室,那里放满了各种植物,及某个年代经常外出旅行那种阶层之淑女所拥有的旧明信片、黄铜桌面、雕花黑木家具。对,如果“马戏团”晚上要她办事,他们会打地下室的电话,楼上另有一条电话线,但那只能打出去,地下室电话在楼上餐厅另有分机。然后他们来到一楼,这是显示管理部门品味极差的真正圣地:色彩不调和的摄政时代臂章、镀金的复制椅子、马毛绒制的沙发。厨房没有用过,而且脏兮兮的。另一头有间玻璃外屋,半为温室半是杂物室,从这里可以俯看到杂乱的花园和运河。散置在瓷砖地板上的是一具旧的熨斗、一个铜盆和几罐装在板条箱内的蒸馏水。
“马太太,那些麦克风在哪里?”乔治已回到客厅。
马太太低声说,它们成对地嵌在壁纸后:一楼的每个房间都有一对,楼上的每个房间也有一对。每对都与一架独立的录音机连接。他尾随她走上陡斜的楼梯。顶楼没有摆任何家具,只有那间阁楼卧房有个放有八部录音机——四上、四下——的灰色钢架。
“贾先生晓不晓得这一切?”
“贾先生,”马太太一本正经地说:“是值得信赖的人。”这是她责备乔治或是崇尚基督教道德最明显的表示。
再回到楼下,她带他去看整个控制系统的开关。每块指压板上都有一个额外的开关。据她所说,在贾先生或其他人员想录音时,只要站起来把左手边的电灯开关扳上去即可。从那时候起,整个系统就是靠声音发动,这即是说,有人说话的时候,录音盘才会转。
“马太太,这一切进行时,你在什么地方?”
她说她留在楼下,那是女人该逗留的地方。
乔治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拉开里面的柜子和橱柜。然后回到可以看见运河的杂物室,掏出一个小型电筒,对着黑暗的花园闪了一下作信号。
“这里的安全手续是什么?”乔治一边仔细地用手指抚弄客厅门旁的电灯开关,一边问道。
她的回答和做礼拜一样的单调乏味。“在门阶上放两整瓶牛奶,表示一切平安,你就可以进来,否则不要进来。”
温室方向那边传来一下轻微的敲门声,乔治回到杂物室,打开那扇镶有玻璃的门,匆匆低声交谈几句后,跟古皮特一起再出现。
“马太太,你认识皮特吗?”
马太太不置可否,只用那双严厉的小眼睛带着轻蔑的神色盯着他。他正在研究那块开关板,一边猛掏口袋。
“他要干什么?他不能那样做,阻止他!”
乔治说,如果她不放心,可以到地下室打电话给欧莱肯。马太太没有动,但她如皮革般坚韧的脸颊上露出两抹红晕,而且生气地拗手指。古皮特用把小起子谨慎地拆下那块塑料板两端的螺丝,正在检查后面的线路。现在,他非常小心地倒转末端,扭转它的线路,然后把塑料板旋回原处,并没有动其它开关,如今要扳下来才能启动机器。
“我们来试试看。”古皮特说。当乔治上楼试录音机时,古皮特以低沉的声音唱了几句《老人河》。
“谢谢你。”乔治再下楼来,耸耸肩膀说:“很不错。”
马太太已去了地下室打电话给欧莱肯。乔治安静地布置舞台,他把电话放在客厅一张扶手椅旁边,然后清理到杂物室去的退路。他从冰箱里拿出两整瓶牛奶放在门阶上当信号。然后脱掉皮鞋,放在杂物室里,正当他关掉所有的灯,坐在扶手椅上戒备时,也到联络孟德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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