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作起来。”乔治说：“你不久就会离开这里了。”
前来沙瑞特的途中，乔治竭力记起裴杰岷、爱娜和捷克的情报组，他甚至带着种公事公办的模糊观念走进彼尔的房间，他认为，他好歹都应该代表公正人士来调查彼尔一下。结果他反而有一点不好意思;他觉得自己从来不了解彼尔，而现在则嫌太迟了。他也对彼尔的身体状况感到生气，但是当他指摘那些警卫时，他们都佯装不知情。更令他生气的是，才第一天他们就放松了他坚持采取的严密保护措施。他要求见“训练所”的所长，所长没空，他的助手则装聋作哑。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有点保留，而且内容平凡。
他想请乔治把寄到俱乐部的信拿来给他，想请乔治告诉叶普溪进行跟卡拉交换情报员的事，他还要一些擦鼻子用的卫生纸。彼尔解释，他流鼻血的习惯与悔恨或痛苦无关，那是对他所谓的卑鄙的审问员的一种生理反应。他们坚持彼尔知道卡拉所吸收的其它人的名字，决定要在他离开前逼问出来。此外有一派说法，主张“乐观者俱乐部”的范史维在替“马戏团”物色人选的同时也替“莫斯科中央”当“谍探”。韩彼尔解释道：“说实在，象这么偏执的人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虚力弱，但依然没法向他们说明他是这一级中唯一的一个。
他们在庭园散步，乔治发现一些令他几乎绝望的事情，那就是不论日夜，都没有人在附近巡逻。走了一圈后，彼尔要求回营房去，在那里，他撬起一块地板，取出几张上面满是些难解文字的纸张。这些纸令他想起了爱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把它们逐一分类，由于姿势和暗淡的灯光，他垂下前额的头发几乎碰到纸上，此情此景，他几乎觉得自己又回到六十年代老总的房间里，看见彼尔懒洋洋地斜靠在椅子上，为了争取英国更大的光荣而提出一些看似很真实却无法实行的计划。乔治并未费神去做笔录，反正依照正常的情况，他们的谈话都有录音。彼尔开始替自己说了一段很长的辩白，乔治事后只记得几句。
“我们活在一个基本问题才最重要的世纪里……”
“美国已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改革……”
“英国的政治状况跟世界事务无关，而且在道德上没有发展能力……”
在别的情况下，乔治说不定会同意彼尔说的大部分话。其实，使乔治疏远的是“曲调”的差异，而不是“音乐”的本身。
“群众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经济压迫下，已达到连苏联政府也预想不到的地步……”
“冷战始于一九一七年，其实最残酷的战争还在我们前面，因为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的夸大妄想症，会驱使它在国外获得更大的进展……”
他谈的不是西方的没落，而是贪心和闭塞所引起的死亡。他说他极恨美国，乔治看出这话不假，彼尔认为秘密情报局是唯一能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是否健康的标准，而且是唯一表达这个国家下意识里之想法的方法。
最后他终于谈到自己的事，他说在牛津时。他确实是个右派，而在战时，个人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与德国战斗就可以了。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有一段短时间，他对英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还算满意，但后来逐渐觉得这角色太过微不足道。他的看法是怎样的和如何改变的，还是一个谜。他也指不出一生中的哪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历史性的伤害，他仅知道如果英国退出这个世界，鱼价一元也不会改变。他常在想下一次考验来临时他愿意靠在哪一边?在长时间的自省后，他终于承认，如果某一个集团必须获胜，他希望获胜的是东方。
“这是种非常富有美学观点的判断。”他抬起头来解释说：“当然，部分是道德的判断。”
“当然。”乔治温和有礼地说。
他说，从那时起，到他把一切努力用在建立信仰前，他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间来到而已。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彼尔的唇角出现白色的沉淀物，而且又流起鼻血来，他们约定在明天同一时间见面。
“彼尔，如果我们能谈点细节，那会更好。”乔治在他离开时说。
“这样啊，嘿，对了——替我去看看珍妮，好吗?”彼尔又躺在床上止鼻血。“随便你怎么说，只要你做个了断。”他坐起来写了张支票，放入一个棕色信封里。“说我给她付牛奶钱。”
他大概发现乔治对这简短的话不大放心，于是补充说：“我不能把她带走，对不对?即使他们让她去，她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负担。”
在同一个晚上，乔治照着彼尔的指示，坐地下铁到肯特区，在一个外表仍保持古式的马场里找到一幢小房子。一个穿着牛仔裤、面貌平庸的女郎为他开门，房子里有股油画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起自己是否曾在韩彼尔的家里遇见过她，所以他一开口就说：“是韩彼尔叫我来的。他很好，不过我替他带了些口信来。”
“天呀，”那女郎柔声地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客厅很乱，从厨房门可以看见一堆吃用过的餐具，看来她是把所有餐具都用过后再一次洗干净。地板上没铺什么，只有些以蛇、花、昆虫为画面的长型幻觉派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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