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彼尔的《米开兰基罗的天花板》，”她闲谈地说：“只是他不会得到米开兰基罗那种难过的背病。你是政府人员?”她边问边点燃了一根香烟。“他告诉我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她的手在抖，眼睛下有黄色的污点。
“呃，是这样的，让我先把这样东西交给你。”乔治一边说，一边探手到内袋，掏出那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她。
“面包。”那女孩说完这两个字后，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面包。”乔治说，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后，也许是由于他的表情有点怪，或由于他说这两个字的方式很特别，令她拿起信封拆开来看。里面没有字条，只有张支票，但那张支票就够了;乔治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数字是四位数。
她有点手足无措，走过房间去到火炉边，把那张支票和几张食品杂货账单一起放入炉架上的旧罐子里。然后到厨房冲了两杯雀巢咖啡，但只端了一杯出来。
“他在哪里?”她面对他站着问道。“他又去追求那个讨人厌的小水手了，对不对?这是他给我的遣散费，对不对?嘿，你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
乔治见过这种情形，突然想起几句熟悉的话。
“彼尔一直担任国家机要的工作。那是我们不能谈的，对你也一样。几天以前，他因一件秘密任务出国去，预定要离开好一段时间，甚至几年，上面不准他把离开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希望你忘记他。我真是非常抱歉。”
才说到这里，她就爆发起来。他完全不知道她说什么，因为她胡言乱语，而且尖声大叫，楼上的婴儿听到她的声音后，也开始哭叫起来。她在咒骂——不是针对他，甚至不是针对彼尔，只是瞪着眼咒骂——她想知道还有谁，到底还有谁还能再信任这种政府?不久她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乔治注意到墙上有几幅彼尔以女郎为主角所画的画，有几幅已大功告成，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这些画有种拘束、听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欢他，对不对?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你为什么替他干这件肮脏的工作?”
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直接和能马上说出来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觉得有人跟踪他，于是打电话结孟德皑，把他觉得出现过两次的一组计程车车牌号码告诉他，并叫他马上展开调查，但这次，孟德皑已外出，要到午夜后才会回来。乔治睡得很不安稳，才五点就醒过来。到了八点，他已回到沙瑞特，发现彼尔心情开朗。那些审问员没再来烦他，所长告诉他，交换的事情已获得双方协议，预料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启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别的意味：他剩余的薪水和代他拍卖杂物等所有的钱，都请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诺迪银行转交给他，这家银行也会代收他的信件。在亚诺芬尼画廊还有几幅他的画，包括他早期在大马士革任职期间画的水彩画，乔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过去?然后，就谈到怎样掩饰他的失踪。
“拖长一点，”他建议;“说我出任他职，说得愈神秘愈好，拖两三年，然后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们还有办法处理，谢谢你的建议。”乔治说。
自从乔治认识他以来，彼尔第一次关心自己的服装问题。他希望让人看起来有点来头地到那边去，他说：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缝根本不可理喻，他们会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对。”乔治说。其实他个人认为伦敦的裁缝也好不到哪里去。
“噢，还有一个男孩。”他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一个水手朋友，住南丁山。最好拿个几镑去堵住他的嘴。麻烦你用那些钱替我办这件事好吗?”
“当然可以。”
他写下一个地址，然后以同样友好的态度，谈起乔治昨天所谓细节的事情。
他拒绝谈起他被吸收那一段的任何事，也不愿谈他与卡拉的终身关系。“终身?”乔治迅速地重复一遍。“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彼尔突然觉得提起过去的事好象很无聊，于是不肯加以详尽地说明。
如果他的话值得信赖，那大约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后，彼尔曾供给卡拉几件精选的情报。这些早期的努力，限于帮助苏联对付美国的方面，据他所说，他“一向小心谨慎，绝不把任何会损及英国，或英国外勤情报员的资料交给他们。”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令他相信英国的情势危急，纵然英国有能力刺激历史进步，但却不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矛盾的是，美国在埃及对英国的破坏行动，只是个附加的动机。因此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可以说已经彻底地变成一只专任的“鼹鼠”。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成为苏联的公民，在其后十年间，他得过两枚苏联勋章——很奇怪，却不愿意透露是哪种勋章，只一味说它们是“最高荣誉的”。不幸，在这时期里他经常在国外工作，因而限制了他的情报搜集，而且由于他坚持苏方接到情报后必须尽可能采取行动，“而不只是扔给一些愚笨的苏联公文保管处”，他的工作因此既危险又不稳定。他回到伦敦以后，卡拉就派波莱可作他的助手，但彼尔发现很难和波莱可保持秘密会面，尤其是他拍的情报资料为数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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