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停住口，推开他吃掉了一半的食物，食物上已结了一层象季节性浓霜似的白色油脂。
“他要离开房间时，突然改变了心意，从桌上拿了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我的打火机。安妮送我的礼物。‘安妮送给乔治，附上全部的爱。’若在平常的情况下，我绝不会让他就这么拿走，但是那并不是平常的情况。事实上我还认为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是再适合也没有了——我以为——上帝助我——那是我们之间已有接触的表示。他把打火机和那包香烟丢入红色囚衣的口袋内，然后伸出他的双手戴上手铐，我说：‘你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点一支。’我对警卫说：‘让他点一根烟吧。’但是他根本不动。‘除非我们谈妥条件，否则他们打算明天送你上飞机回莫斯科。’我又加了一句，他或许并未听见。我看着警卫送他出去，才回旅馆去;有人开车送我，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仍旧没法告诉你究竟是谁。当时的我已不再清楚自己的感受了，我又混乱又不舒服。我吃了一顿差劲的晚餐，喝了太多酒，体温也直线上升。我躺在床上冒汗，一直梦见杰斯曼，我极想要他留下来。在头昏眼花的情况之下，我却决心要留住他，改造他的生命——可能的话，让他和他的太太在悠闲的环境中定居，让他自由，让他永远脱离战争，我迫切地不想让他回去。”他抬起头来露出自我解嘲的表情。“我所说的是，皮特，那天晚上想走出冲突的人是乔治·斯迈利，而不是杰斯曼。”
“因为你病了。”皮特坚决地说。
“我们说是疲惫好了。病了或是疲惫了一整晚，在阿司匹林、奎宁及杰斯曼与他太太重聚的想象之间打转，我重复地想到一种景象。那是杰斯曼站在窗畔，用他那双坚定的棕色眼睛俯视街道，而我却一再地对他说：‘留下来，别跳，留下来。’当然我并未意识到我所梦见的是自己的不安全，而不是他的。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让我退烧。我应该丢下这件案子，打电报要求找人替换。到监狱去前我应该先等一下，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杰斯曼，我必须听他的决定。
八点钟时，我已经在警卫的陪同下到达见客的牢房。他就象根火柴棒一样僵硬地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我首次猜测到他曾是军人，而且我也知道他和我一样，彻夜未眠。他没有刮脸，下巴上的银色胡髭使他看起来十分苍老。其它几张长板凳上躺着还在睡觉的印度人，他穿着红色长袍，加上银色的胡髭，使他置身于那些人之中显得格外苍白。他双手拿着安妮的打火机，那包香烟则放在他身旁的长凳上，根本不曾动过。我归结到他必定利用了那个晚上，及能否抗拒眼前的烟，来决定他是否能面对监狱、审问，及死亡。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的决定是他能够。我并没有恳求他。”乔治说着，直接接了下去。“戏剧性的说辞绝无法使他动摇。他的飞机在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上最糟糕的宣传家，但是在那两个钟头内。我试着把我所知阻止他飞回莫斯科的全部理由列举出来。你知道，我相信在他脸上见到了一种超越教条的东西，却不明白那只是我的反射作用。我让自己相信杰斯曼终究会接受一个和他年纪、职业——呃，还有耐力都相若的人所说合乎一般人性的理论。我并未答应给他财富、女人、凯迪拉克和不值钱的花言巧语，我相信这些东西对他并无帮助。那时我至少有不再提及他妻子的智慧。我也未对他演讲有关自由的话——无论那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西方的善意，况且，那些日子并不适合说那些话题，而我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并不清晰。我采取的是同病相怜的路径。‘听我说，我们都快要老了，我们一直过着一心找彼此制度的缺点的生活。我看得出东方的价值，如同你看得出我们西方的价值一样。我确信我们两个人都厌恶地尝过这一次悲惨战争所带给我们的技术上的满足。但现在你自己的那方要杀你了，你不认为现在是认清你那一边和我这边的价值都一样少的时候了吗?看清楚点，’我说：‘干我们这一行所看见的，永远都是消极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两人都终将无路可走。我们两个人在年轻时都曾有极大的抱负……’我再度感觉到他内心的震颤——西伯利亚——我触到了一根神经。‘但是现在再也没有了。不是吗?’我催促他回答我这个问题。他难道没有想到，他和我在生命上可能是殊途同归吗?即使我的结论来自他所谓的‘不解放’吧，我们的工作却确然是一样的呀!举例来说，他难道不相信所谓政治的平等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政治家的伟大设计，除了把旧日的不幸换个包装以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就!因此他的生命——由另一个毫无意义的行刑枪手中拯救下来的生命——是更为重要的，就伦理和道德的观点来说，比所谓责任感、义务、实践，或任何使他处于目前这种自我毁灭的东西重要得多了?这样过了一辈子的他难道就没有想过，也不会怀疑一个以他根本不曾犯过的罪名便要冷血地将他枪杀掉的制度，它的完整性在哪里?我请求他——是的，我想我的确恳求过他;在我们到机场去的途中，而他仍然没有对我说过半句话——我请求他想想，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所服务的‘马戏团’直到此刻仍真诚地对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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