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_[英]约翰·勒·卡雷【完结】(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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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男孩以为乔治这个姿势是想要叫些什么,又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使得乔治再度向他保证一切都非常的好,尤其酒更绝妙异常——他真想不出这种酒是产在哪里的,直到那男孩高兴地咧嘴离开,走到桌旁去拍着衣服。

  “我想,那时我开始有种格外不安的感觉了。天气真是热得难受,牢房里臭得很,我记得听到自己的汗水滴到铁桌上的声音。并不只是他的沉默,他外表的镇静开始使我发毛。哦,我知道有些投诚的人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口说话。这段时间对于受过秘密训练的情报员可能是一种大的转变,即使是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从不吐实的人,也可能突然开口对他的敌人说出一些秘密。我也想到监狱当局也许认为在他们将他带来见我之前先使他软化,是一种应该的礼貌。他们对我保证他们并没有动他,但是当然这是很难说的。因此,最初我把他的沉默当作是惊吓。然而这种镇静,这种专注而小心之至的镇静,却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当时每件事都在我心中翻腾:安妮、我自己的心跳、热浪及旅行的影响……”

  “我了解。”皮特镇静地说。

  “是吗?任何演员都会告诉你静坐其实是一件最能撼人意志的事。我们的坐姿来自我们的天性,有的人摊开双手及双脚,象在拳赛中休息的拳击手;有的人坐立不安,一下子交叉双腿,一下子又把腿放下,失去耐性,失去容忍。杰斯曼却没有一点这样的举动。他的姿态坚定而且一成不变,他那短小的躯体就象一块隆起的岩石。他似乎可以就那样坐一整天,连一丝肌肉也不动一下。然而我……”他发出一阵尴尬的笑声,再度尝一口酒,但是酒味却不比前几口好喝。“然而我却渴望眼前放着什么东西——文件、一本书、一份报告。我反而是个不安的人,暴躁、易变,总之当时我是那么想的。我觉得我缺乏哲学家的沉着,或说,缺乏哲学修养。我的工作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现在当然不会了。但在那个发臭的牢房中,我真的觉得很不满,我觉得整个打击‘冷战’的责任都落在我肩上。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不过是疲惫之至而且有点不舒服而已。”他又喝了口酒。

  “我告诉你,”他又一次对自己感到生气地坚持道:“没有人该为我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负责。”

  “你做了什么了?”皮特笑着问道。

  “总之谈话就是间断了。”乔治不理会他的问题,再度说道:“这不能说是杰斯曼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就不曾开口,那么就是我了。我已经说完该说的话,也出示过照片,但是他却不加理会——我甚至可以说,他似乎早就料到旧金山情报网会被破获的事。我重新再说这一部分,稍微改变了几句话,最后终于口干舌燥,无话可说。哦,或该说我坐在那儿象一头猪一样地淌着汗。嗯,任何傻子都知道,这种情形发生时,就站起身来走出去,说‘你接受还是放弃?’或者‘明早再见。’之类的话,‘进去考虑一个小时吧。’”

  “事实上,接下去我所知道的是,我却谈起了安妮。”他不等皮特发出一声抑制不住的惊叹即往下说:“哦,不是我的安妮,那没有几句,而是他的安妮。他总该有一个吧,我问过自己,当然是懒洋洋地问,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想到什么?换作是我呢?我的心里浮现了一个主观的答案:他的女人。这称之为‘投射’还是‘代替’?我厌恶这些名词,不过我确信有一个是可以适用的。重点在于,我为他设身处地地想过,于是我开始自问自答,他却没有说话。很难想象吧?但是,我采用这个角度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看起来似乎结过婚,外表象是一位丈夫,看起来也不大可能是个一生独处的人。再加上他的护照上注明杰斯曼是已婚;我们每个人都习惯在编造掩护故事,或杜撰个人资料时,至少采用部分实际的情形。”他又停下来想了一下。“我一向有这种想法,甚至还曾对老总说:我们应该更重视对方的掩饰故事,一个人的身分愈多,他便愈容易表达出他想隐藏的事实。五十岁的人把他的年龄减少五岁,结婚的人宣称自己是单身汉,没有做父亲的男人捏造他有两个孩子……亦即是审问者应把自己投入那个不开口说话的人的生命中;很少人能在制造假想时完全摒弃自身。”

  他又停住了,皮特耐心地等待他回忆起来。因为当乔治全心在回想卡拉时,皮特自己却全神注意乔治。在这个时候他愿意跟着乔治到任何地方去,转任何一个弯,好留在他身边把这个故事听完。

  “从美国人的观察报告中,我知道杰斯曼是个老烟枪,吸骆驼牌香烟,我派人去买几包来。我记得当我把钱递给一个警卫时,心里有种奇异的感觉,我觉得杰斯曼在我把钱交给那个印度人的时候看出了某种征象。我那时候是系用附有钱袋的腰带,我必须摸索着,把一张钞票从一捆中剥下来。杰斯曼的眼光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个五流的帝国主义迫害者。”他笑了笑。“当然我绝对不是。彼尔或许是,还有普溪,但我不是。”他把那男孩叫过来,好支使他别在附近打转。“请给我一些水好吗?一瓶水和两只杯子?谢谢你。”然后他又接下去说:“所以我就对他问及杰斯曼太太。我问他:她在哪里?这是人家问我时,我会很喜欢回答的问题。但他没有回答,目光却也毫不犹豫。站在他两边的两名警卫的眼光,和他的比起来显得轻浮多了。她必须要有新生活,我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他有没有可信赖的朋友能够照顾她,也许我们可以找到方法秘密和她取得联系呢?我对他说明他回莫斯科去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是在听我自己说话,滔滔不绝,无法停止;也许是因为我并不想停止。那时我真的想离开安妮,你知道;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回莫斯科去只是一种妄想,我告诉他,是对他太太或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行动,而且正好相反。她会遭到放逐,他们了不起会允许她在他被枪毙前去探望他一会儿。但另一方面说来,如果他向我们投诚,我们或许将她换过来。那时候我们手中有许多存货,我记得其中有些是可以当做交易品送回苏联去的,虽然我也不明白我们凭什么可以利用这些人去达到这种目的。我说。她当然宁愿知道他在西方安全无恙,并且还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再和她相聚,而不愿意自己被枪杀或饿死在西伯利亚吧?我重复地提及她;是他的表情鼓励了我。我敢发誓我已经发现他盔甲上的裂缝,开始打动他的心了。其实所有我所做的、所说的,却只是对他显露我盔甲上的裂缝而已。当我提到西伯利亚时,我似乎触到什么了。呃,我的感觉自然不错。”乔治讥讽地说:“因为他那几天过的就是囚犯的生活。缓后,那个卫兵买了香烟回来,他捧了好几包进来,哗啦一声全倒到铁桌上。我数了数找回来的钱给他小费,再度捕捉到杰斯曼的眼神。我觉得他的眼光似乎是感到很有趣,但当时我已经分辨不出来了。那男孩拒绝了我给他的小费,我猜想他并不喜欢英国人。我打开一包烟,递了一根给杰斯曼,‘来吧,’我说:‘谁都知道你是老烟枪,这是你最喜欢的牌子。’我的声音听起来又紧张又愚蠢,但是我却无能为力。杰斯曼站起身,礼貌地对警卫表示他要回自己的牢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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