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独自坐在那儿，注视山姆的棕色香烟在烟灰缸内慢慢烧掉。他等着，山姆还没回来，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把烟给弄熄。他想着，职勤时不准抽烟，赌场的规矩。
“没事了。”山姆说。
第一通电话是外交部的值班人员打来的，山姆说。在政府的几个单位中，你大概可以说，外交部只要噘起嘴就会赢。
“伦敦路透社的社长刚打电话给他，说布拉格发生了一件枪杀事件。一个英国情报员被苏联的安全部队枪杀了，而且他们正在搜索他的同伴，问外交部对这件事是否感兴趣?值班人员把消息传给我们，让我们参考。我说这件消息听起来象是废话，刚把电话挂断，密码研究员米麦可便进来告诉我，说捷克的无线电通讯突然忙起来了：有一半是用密码，而另一半却是用明码。他不断译出在勃尔诺有一次枪杀事件。我问他，是布拉格还是勃尔诺?还是两个地方都有?只有勃尔诺。我要他继续收听，这时候五个室内对讲机的通话器都响了。我正要离开房间时，那个外交部的值班人员又打电话来。路透社那个人改正了说法，他说：不是布拉格是勃尔诺。我关上门，那种感觉象是把一个蜂窝留在客厅内一样。我进去时老总站在他办公桌旁，他听见我上楼的声音。顺便问你一下，叶普溪在楼梯上铺了地毯没有?”
“没有。”乔治很平静地说。“乔治就象只雨燕一样，”安妮有一次对彼尔说，当时他也在场。“他能把体温随着四周环境降低，那样他才不需浪费精力来调整。”
“你知道他看你的时候眼光有多迅速。他检查过我的双手，看我是否要送电报给他，我真希望我带了什么东西，但是我的双手却空空如也。‘好象出了点小乱子。’我说，把要点告诉他。他看着表;我猜他是在想着如果一切顺利，当时应该会发生什么事。我说：‘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做吗?’他坐了下来;我没法看清他，他的脸被桌上那盏低低的绿台灯挡住了。我又说：‘我需要您的指示。你要我加以否认吗?为什么我不能去找个人进来?’没有回答。顺便提醒你，当时根本找不到任何人，可是我还不知道。‘我一定要有工作指示。’我们听得到楼下的脚步声，我知道是那些无线电操作员在找我。‘你要不要下楼自己处理?’我说。我走到办公桌的另一侧，跨过那些打开的卷宗，你会以为他是在编百科全书，有些甚至是战前的。而他就象这样坐着。”
山姆拢起一只手的手指，并用指尖抵着前额，望着书桌，另一只手则平放着，好象拿着老总的挂表。“‘叫狄迈法去替我叫部车。然后找到乔治·斯迈利。’‘那件行动怎么办?’我问道。我似乎等了一整夜才听到回答。‘那是可以否认的，’他说：‘他们两个人都有外国证件，这个阶段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是英国人。’‘他们只提到一个人。’我说。然后我又说：‘乔治在柏林。’我想大概就是这么说的吧。接下来又是几分钟的沉默。‘其它人也可以，并没有什么差别。’我想我该为他感到难过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却激不出任何同情。我必须去处理这件棘手的事，但是却一点也不了解。狄迈法不在，所以我想老总可以自己找到一辆计程车。等我下了楼梯后，我看起来一定就象在喀土穆吃了大败仗的戈登将军。监听组那个值夜的丑老太婆象挥舞旗子一样地对我挥着公报，两个警卫对我大叫，无线电操作员握着一大把消息，而电话则响个不停——不止是我的而已，而是四楼上半打直接电话都在响，我走入值星室内，切断了所有的外线，设法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监听员——那女人叫什么名字，老天爷，常和杜小姐玩桥牌的那个?”
“皮茉莉。”
“就是那个。我总算听到了一个毫无隐瞒的故事。她说，布拉格广播电台预定在半小时内发布一项紧急报导(那是十五分钟前的事)，公报里提及某西方强国可耻的挑拨行动，一项‘侵害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迫害世界各国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行动。除此之外，”山姆冷淡地说：“还有许多可笑的事。我打电话到水湄街去，然后还发电报到柏林去，叫他们找到你，立刻让你搭机返国。我把几个重要的电话号码交给孟洛斯，叫他离开值星室，去用外线电话，找到‘马戏团’的任何一个高级人员。普溪到苏格兰度周末去了，而且正好外出晚餐。电话是他的厨子给孟洛斯的，他拨了过去，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普溪刚刚离开。”
“抱歉，”乔治打了个岔：“你打电话到水湄街去，为什么?”他用拇指及食指捏住上唇往外拉，看起来象个畸形人一样，而他的视线则落在不远处的空中。
“以防你从柏林提早回来了。”山姆说。
“我回来了吗?”
“没有。”
“那么电话是谁接的?”
“安妮。”
乔治说：“安妮已经和我分手了，你能否告诉我你们谈了些什么?”
“我说要找你，她说你在柏林。”
“就这样吗?”
“那是件大危机呀，乔治。”山姆以一种警告的语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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