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现在，她不敢冒这个险。因为车次少，再说了，也不一定就能碰上第二个“大肚子壮汉”。于是，她决定坚持下去。过了伊兹梅洛沃文化休息公园站，人开始少了点，娜斯佳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在谢尔科夫斯卡娅站，当娜斯佳已经沿着台阶走到地下通道时，她听到后面有人叫她：“姑娘!那个穿蓝衣服的姑娘!”
娜斯佳转过身来，看到了一位中年妇女，正向她比画着什么。
“给，”中年妇女递给娜斯佳一个钱包说，“您当心点。”
娜斯佳吃惊地接过钱包。她还能怎么当心呢?这个小偷怎么能从拉链锁着的包里把她的钱包给掏出来呢?
“谢谢。”娜斯佳不知所措地对那位中年妇女说，并把钱包放回包里。但她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您还有东西丢了，”这位眼尖的妇女说，“瞧，香烟。”
娜斯佳低头一看，发现就在自己的脚边，有一包香烟。她忙乱地用手在挎包的底部一摸索，原来，挎包的底儿被什么利器给划破了。这就够了!娜斯佳退到一边，把挎包放到地上，蹲下身来，开始检查里面的东西。最主要的，她是想找自己的证件。谢天谢地!证件还在，它被娜斯佳放在挎包内壁上的一个带按扣的小袋子里。只要钱包和证件在，其余的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奇怪的小偷儿已经走了，娜斯佳一边用手摸着包里的东西和文件夹，一边思索着。
钱包他不要，那他为什么划破挎包?也许，他想拿钱包，但没有来得及?
大批的旅客下车后，车厢里已经很空了，而在这个时候把手伸进包里偷东西是危险的。
娜斯佳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她心情不好主要是因为挎包的事儿。这只挎包她已经用了三年了，已经用习惯了。再说了，她也没有别的这么大和这么方便的挎包，只好买只新的了。而买新的，不仅费钱，而且还费时间。
真没想到，什么都不顺利!
“娜斯佳，你单位给你来过电话。”阿列克谢告诉她说。
“谁来的?”
“不知道，他没说。他让我转告你，让你明天早晨在班上，写个什么说明。”
“明白了。”
将军说的公务检查开始了。
尤里·奥博林想，自己真是自找倒霉，自夸引来了恶果。
三天前，自己刚刚告诉奥莉加说自己的感觉如何如何好，瞧，头又开始疼了，而可恶的心动过速使心脏几乎都快从胸腔里蹦出来了，这严重地影响了睡眠。头脑倒是还跟往常一样紧张地工作着，文章写得很轻松，文笔也流畅，符合逻辑。
傍晚，奥博林突然感觉疲乏，并且，是那么严重地疲乏，就像自己一人卸了一车皮煤似的。手指累得简直连钢笔都握不住了。这种虚弱的感觉一下子控制了他的全身。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博罗丹科夫来到奥博林的房间查房。奥博林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不良感觉，心里懊悔地说，如果说前几天他都在撒谎，那么，今天他讲的可就是心里话了。
九点半的时候，奥莉加来向他告别。奥莉加今天上的是白班，到十点钟时，别的护士来接班。
“我怎么有点搞不明白你们的值班时间，”尤里·奥博林说，“你昨天上的白班，今天又上白班。”
“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总是有临时换班的。”奥莉加解释说，“有一个护士家里很困难，几个孩子长年有病，我们经常临时换班。怎么也不能严格按排班表值班。不过，现在一切都将走上正轨。在医学院找到了一个四年级的大学生，他想挣点儿外快。下个月的晚班每天都由他来值，而我和姑娘们将只上白班。让我们也过过正常人的生活。否则，半夜下班，只能睡半天觉，晚上就到了。第二天一大早又要去上班。”
“那我怎么办?”奥博林感到很不痛快，“这么说你每天晚上都不上班了?”
“我的尤里，你不要难过。”奥莉加笑了起来，“咱们在白天也什么都来得及做。新来的这个大学生非常好，而且，还是个象棋运动员。你好像说过，你喜欢下象棋?”
“是说过，”奥博林心情郁闷地说，“可是我更喜欢你。”
“是吗?”奥莉加瞅了瞅表，狡猾地一笑，“那你证明给我看看。我们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
奥博林做出了证明。
奥莉加急急离去，十分钟后，她又回到了病房，她的身后跟着一位穿白大褂的人。这个人样子很可爱，鼻子长长的，戴着眼镜，白大褂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肥大，十分滑稽地围裹着他那干瘦的身躯。
“认只一下吧，”奥莉加兴奋地说，“这位是谢廖扎，我们的夜班兄弟。这位是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未来的大律师。”奥博林不情愿地握了握年轻人瘦窄的手。
“很高兴。”奥博林淡淡地说。
“奥莉加·鲍里索夫娜说你爱玩象棋，”谢廖扎畏怯地说，“过会儿我能到您这里来吗?”
“来吧，”奥博林平淡地说，“我们下一盘，只是别来得太晚了，我感觉身体有点不太好。想早点躺下，多睡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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