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原因，也是为了向死去的妻子表示一点迟到的尊重，戴维斯没有在散步时牵琼的手。琼即便希望戴维斯这么做，也没有表现出来。琼的光膀子上披着一件黑色薄毛衣，她看上去很满意，评说着海岸舒服的气味、宜人的微风，还说这么晚了怎么还有那么多小孩在这里玩。
码头的尽头聚集着大概三十多个人，他们向远处的黑暗张望。站在后排的一个穿短裤的男子为了看得更清楚不时向上蹦着。戴维斯有六英尺三英寸高，但他也只能看见两艘中型船停在大约七十五码外——不是游乐艇，也不是夏天停靠在这里的大型派对游艇——是带电动马达和无线电装置的工作打捞船，甲板上有穿制服的人在大步疾跑，潜水员从船侧下水。
“发生了什么事?”戴维斯向人群问道，有谁知道答案都可以告诉他们。
“他们发现了一个女孩，”一个人头也没回地说道：“一具女尸。”
贾斯汀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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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盘里的鸡肉煮老了，他把吃剩下的放在厚厚的白色餐盘上翻来翻去，餐盘上印着“王子饭店棕榈温泉”的字样。他知道有人在看他，这使他胃口全无。这间屋子里大约有三百个医生、学者、伦理学家，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次会议上发表对戴维斯·穆尔的评论，传播与戴维斯有关的流言，或是做出自己的设想。戴维斯仍然为自己已成为一个名人而感到不舒服。
就如戴维斯的律师格雷厄姆之前保证的那样，他与莱克县地方检察官之间的麻烦已不了了之。格雷厄姆以轻罪为他辩护，最后法庭对他处以罚款，金额不算太大，戴维斯尚能支付，又判他入狱七天，缓期执行，并且每周二为芝加哥西城区的一家免费诊所工作，时间为六个月。随后玛莎·芬恩提起民事诉讼，而格雷厄姆最终帮戴维斯达成了和玛莎庭外调解，花了还不到七千五百美元。在戴维斯为社区服务期满后，国会失职调查委员会和美国医药协会对其处以吊销行医执照四个月的处罚，鉴于他们有一箩筐的惩罚措施，这已经算得上很温和的了。
吊销执照期满后，戴维斯并没有回到诊所。里克·韦斯被宣判之后，芝加哥的日报对戴维斯失去了兴趣，但是起诉他盯梢他人的案件却上了郊区报纸的头版，使他变得声名远播，倒不是他预料中的那种臭名昭著，人们很同情他，他失去了女儿和妻子，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出于对上帝的热爱朝他开了枪。也许他对贾斯汀的“研究”已经超出了某种道德准绳，但是没有人觉得他对贾斯汀是个威胁，除了对他提起管制令的玛莎·芬恩(管制令有效期至贾斯汀十八岁)。
戴维斯不做手术了，他在各种研讨会、晚宴和慈善机构募捐资金活动中演讲，接受丰厚的酬劳。他成了周末坐在电视台圆桌边的权威专家。这时针对生育诊所的暴力行为愈加频繁，而关于克隆的伦理话题在各种新闻周刊的头版上大幅讨论。五十六岁的戴维斯·穆尔医生不再看病，却成为克隆界最受人瞩目的发言人。
当然，他决不会在公开场合坦白他放弃手术的真正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到目前为止，他有四个从事这一行业的密友都受到了暴力袭击;另外诊所的新型安全措施也让他消受不起——武装警卫、带有栅栏的停车库、金属探测器、身份牌、专门探查炸弹的警犬、演习、恐吓、两月一次的大疏散，以及接下来的“警报解除”。甚至在电视台出口处都站着穿制服的警卫，一遍又一遍地打量出席者，记下每一个人的脸，估算着危险。
戴维斯也有罪恶感，为安娜和杰姬的死而内疚，甚至为了菲利·卡内拉的死而内疚，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为自己对芬恩一家造成的伤害而内疚，也对本不应来到这个世界的贾斯汀感到内疚。他还因为自己抛弃了艾利克·伦德奎斯特的DNA而自责，艾利克本应再次来到这个世界，却偏偏没有得到重生。
这个会议由“加利福尼亚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发起。这个组织传统上是为任何关系到“研究者权利”的问题向国会进行游说。去年一年，华盛顿的反克隆人士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在一些民意调查中，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三)，在此之后，“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变成了专门支持克隆的团体。
“今晚到场的嘉宾为了科学做出了很多牺牲，”做开场介绍的是一位名叫博瓦拉的医生，他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历背景。“他曾不断受到迫害和起诉，只因为他和在座的各位持一样的观点。他还曾遭到子弹的袭击，但是你们不会让一个好人倒下，尤其是一位具有正确思想的好人，像各位一样，自由的人们都站在他这一边。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来自芝加哥的戴维斯·穆尔医生。”
戴维斯从坐位上站了起来，面带微笑和博瓦拉医生握了握手。他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演讲。这时戴维斯脑海里盘旋着三个真实的想法：其一，这次演讲准备得不是特别好;其二，他来演讲是件很虚伪的事;其三，这些观众肯定爱听。
“有一个电脑游戏，也许在座各位的孩子有的在玩。准确地说，在这间屋子里大约百分之四十的成年人每周都会玩这个游戏，除非这间屋子里的人都很另类，或者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数据是错的。他们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天有五千个新注册玩家，这个游戏叫做‘影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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