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锦忙说：“现在这些都不重要。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付小民马上分辩：“我知道。其实这有什么，澳洲新闻自由，我们不过是剖析了一下苏光的死因，做了一些可能的推测而已。”
顾文锦叹了口气：“但你提到了1993年那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现在是大选的关键时刻。爱德华议员在东区有相当的威望，这次选举继续当选的可能性非常高。你的文章一出现，就等于我们在给他下绊，用你们大陆人的话说，起码是给他添了恶心。”
有销售量撑腰，付小民理直气壮：“那又怎么了?身为国会议员必须洁身自好。假如他身上没有瑕疵，那他也就无需担心他人的非难。”
“话是这么说，可民众不管这些，因媒体误导致使议员含冤的事情又不是没发生过。如果这件事真的引发出一场影响报社前途的官司的话，付小民啊，你可要负全部责任。”顾文锦突然满脸寒霜。
“我明白。”付小民心里不禁忐忑起来，但他只能故作轻松：“其实，我觉得这是爱德华故意小题大做，说不定他又找了意大利社区做托，想借这个机会多拉一些选票，使得一些本来不打算选他的人也因为同情而选他，他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因祸得福呢。”
“你少安慰我，赶紧想想怎么办吧。”顾文锦心事重重。
波特尼专案组再次开会。首先，众警探汇报了他们的工作进展。接着，费尔顿警长汇总了各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这个案子确实有相当的难度。第一，杀人现场至今没有找到，其次，此凶杀案既没有明显的犯罪嫌疑人，也没有性质明确的因果关系。唯一值得怀疑的线索，即贩毒集团将苏光灭口的可能也显得证据不足，案子毫无进展。加上苏光家被盗现场早已破坏，嫌犯有可能留下的指纹等物证全都不复存在，又给这个案子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最后目击证人刘大江之死，使得这个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现在只能把过去的判断全部推翻，重新考虑案情。
众人马上把焦点集中在8月7号那天跟被害人在皇冠海鲜酒家吃饭的那个最后见证人身上。格雷警探表示，他们已经根据苏光近两周的电话记录找到了十四位男性并做了调查询问，结果没有一人承认8月7号晚上曾跟苏光一起进晚餐。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热烈，虽不排除有在路上偶遇，临时约去吃饭的可能性，但大部分人断定，这十四个人里有人撒谎。
就在这时，弗雷曼警探突然说：“大家注意到没有，最近有一件事在悉尼闹得沸沸扬扬，这人可跟受害人有点关系。”说着他拿出当天的悉尼晨锋报。爱德华议员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头版头条。
费尔顿警长看了一眼说：“不光报纸，电视台也在采访他，这是典型的大选前作秀。”
玛吉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弗雷曼警探说：“昨天《华夏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相当大胆，他不光分析了苏光的死因，还再次提到1993年爱德华议员受贿的事情，强烈暗示苏光的死似乎跟爱德华议员有什么关系。”
格雷警探正在翻看苏光的电话记录，听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忙对罗杰斯说：“肖恩，有一个人的情况跟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个人，就是跟苏光一同进晚餐的人非常相似。这人也戴眼镜，他叫付小民，是《华夏日报》的主编。跟苏光曾经是同事。”
罗杰斯马上追问：“哦，这是怎么回事?”
格雷警探说：“昨天我们按苏光的电话记录去《华夏日报》找付小民调查，付小民表示，前两天他确实跟苏光通过几次电话。你等等，我这里都记着呢。”说着他拿出一个本子翻了翻：“据付小民说，8月5号上午苏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是想问他一个朋友的手机号码，结果付小民没有带在身上。当天下午付小民给苏光回了一个电话，告诉苏光那个号码。7号那天上午付小民又给苏光打了一个电话，这次是因为知道蔡松被捕的消息，担心苏光出事而打的这个电话。”
罗杰斯马上望着费尔顿警长说：“我建议重新调查付小民。因为8月7号晚上跟被害人一起在皇冠海鲜酒家吃饭的那个人对我们太重要了。至于付小民到底是不是那个人，只要拿着照片去问那里的经理和服务生就能一目了然。”
“好，我同意你的建议。这件事还是由你跟玛吉去办。”费尔顿警长望着大家说：“另外，贩毒集团杀人灭口的嫌疑依然存在，我们不能轻信蔡松的口供而排除对他们的怀疑。同时，要尽快展开死者的社会关系调查，看看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接触。说不定能从这里发现一些线索。”
罗杰斯和玛吉迅速赶到《华夏日报》。他们在门口跟前台小姐接洽了一番后，便由前台小姐领着走进付小民的办公室。付小民正在打电话。他彬彬有礼地向罗杰斯他们示意先等一下，接着用中文对着话筒严厉而小声地继续说了起来。罗杰斯趁这个机会打量了一下付小民的办公室。
总编办公室并不太大，里面东西多而不乱，井井有条。看得出付小民是个思路清晰，干净整洁的男人。过了一会儿，付小民才放下电话。他马上请罗杰斯和玛吉坐下，非常抱歉地说：“真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报社就是这样，每天都这么忙。请问你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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