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被检查过了，”他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些日子，总有事情要担心，”她说，“每次你离开家的时候，你总要担心，那些神经不正常的狂热分子，是否会把你炸死在外面，永远回不了家。狂热分子把你炸死，并不是因为他恨你。他把你炸死，仅仅是因为你正好在场。而假如你呆在家里不外出，你仍然要担心。譬如说，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一辆小轿车在你的房子附近停了下来，说不定那车上就有一颗炸弹等着爆炸呢。”
“这样说来，坐在飞机里，你可以感到更安全些。”约翰逊说。
“那些家伙可聪明了，”她说，“他们看上去总能找到对付多种防范措施的办法。”
她说的话好像是个信号似的，约翰逊左边的那个棕色皮肤的男青年，一下子从坐位上跳起来，威胁性地把他的右手举到空中。“一个人也不许动!”他用中东人的口音说，“我有炸弹，如果这架飞机不去德黑兰，它就起爆。”他说德黑兰这个词时，阿拉伯口音重得几乎使人无法听懂。
一位空中小姐从前舱走了过来，一步一步朝那个年轻人走去。“哎哟，”她用安抚的语调对他说，“你自己明白，你没有炸弹，坐下来好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抵达华盛顿，你可以在那儿换机去德黑兰。”
“我有枪。”那个皮肤棕黑色的男青年说。
“哎哟，你自己明白，你没有手枪，”这位空姐用职业人员的平静口吻对他说，“你不可能携带手枪通过金属测器的检查。”
这时，一个男乘务员快速地走到了这个劫机者的身后，但没有试图去抓住他。
“我有一种新型炸弹，”劫机者绝望地大声叫道，“它不用引爆。”
“你知道，这不是实话。”劫机者面前的空姐对他说。她边说边伸出一只手，把他轻轻地推向他的坐位上。看到自己企图劫机的计划完全落空了，这个冒牌劫机者只好转过身，任由他身后的男乘务员帮他在约翰逊身边重新坐了下来。
“我失败了。”这个棕黑色皮肤的男青年闷闷不乐地说，并用外语快速地说了一席话。随后，他低头朝放在自己大腿上的两只手看——两只紧握拳头但又无能为力的手。
“什么样的人会试图做劫机这样的事情呢?”坐在靠窗的那个姑娘问约翰逊，声调显露出她的心情相当紧张不安。
“他一定处于很大的心理压力之下。”约翰逊回答说。
“那也构不成做那种事的理由啊!”姑娘气愤地说。
“我失败了，”那个试图劫机的男青年又说了一遍这句话，“我不想活了。”
约翰逊轻声地与这个男青年说起话来。这使坐在靠窗位的那位姑娘感到愤怒;或许，任何听得到他对那男青年说话的人，都对约翰逊的举动感到愤慨。从他周围人的坐立不安的神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飞机越过一座又一座山，很快又飞过大沙漠。这段时间里，约翰逊一个劲地问那位劫机者，但他就是一声不吭。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才最终开口，用他那支离破碎的英语与约翰逊交谈起来。他的悲惨生活经历也因此被约翰逊所了解。
他是出生于异国他乡的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肮脏的营地里长大。他的母亲被以色列的炸弹炸死了，他的父亲和兄弟在他12岁的时候死于恐怖活动。失去双亲的他，自那时候起便与他姐姐相依为命。为此，他参加了一个矢志为原教旨主义而战的伊朗宗教组织，但长期以来，他心里一直相当胆怯。他对他姐姐的安全也十分担忧。在这个原教旨主义宗教组织的帮助下，他凭借伪造证件偷偷地进入了这个国家。他被派遣到这个国家的任务，是等候指令去炸毁重要机构的设施或者政府部门的大楼。但就他本人而言，他一直在真心诚意地寻找工作，以便赚点钱，寄给他生活在黎巴嫩的姐姐。
但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而身边的钱已所剩无几。这样，当指令传来时，他不由得害怕起来——他要约翰逊理解，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他姐姐。没有钱的话，为了生存他姐姐会做出些什么事情呢?
终于，除了想办法回去之外，他已无什可施，但他又没有钱买飞机票。何况，没有完成任务就回去，他的恐怖主义分子伙伴们也不会给他好眼色看。于是，他铤而走险，想出了劫机这个办法：假如他能从这个大恶魔的国度里，劫持一架飞机回德黑兰，也许这一行动会被认为是值得赞誉的壮举;而假如他在这次行动中丧生了，他所参加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也许会照顾好他的姐姐。
“那么，谋杀不就会没完没了了吗?”约翰逊问。
“在这个世界上有公正之前，恐怕只能如此。”
“你指的是什么方面的公正呢?”
“夺回我们自己的土地。”
“对一个人是公正的事情也许对另一个人就是不公正的。”
“那就让其他人去受罪吧。”
“他们受罪只会引起他们采取类似你们那样的绝望性行为，从而造成更多的暴力事件，引发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是那时是他们针对你们展开恐怖活动，而不是你们针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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