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到了就会，埃迪。”
“你确定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想起那辆车冲向我的感觉，想起实际发生的事，以及梦中那辆大车一直冲向墙壁。
“我确定。”我说。
我在狮头餐厅吃汉堡，喝了点波本和咖啡。那辆车是从那么远的上城偷来的让我有点意外，他们也许早就偷到手并停在我的住处附近，或者万宝路人在我离开波莉到他走进阿姆斯特朗酒吧之间打了电话。若这样则表示对付我的至少有两个人，就与我听到那通电话之后的判断相符。他可能——
不对，这不是重点。我可以设想很多可能的情节，但这些都只会使我更混乱。
我又各点了一杯咖啡和酒混着喝。从埃迪那儿我好像得到一些隐约的灵感，问题是我没办法让它清楚浮现出来。
我拿一块钱换了硬币去打电话。新泽西查号台给了我威廉·赖肯的电话，我打给赖肯太太，自称是赃车小组。她很意外我们这么快就找到她的车，还问我知不知道她车子的损坏情况。
我说：“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你的车子，赖肯太太。”
“哦。”
“我只是要再问一些细节。你的车停在百老汇大道跟一百一十四街之间?”
“对，在一百一十四街上，不在百老汇大道上。”
“我知道了。我们的纪录上说你大约在凌晨两点报失的，你是发现车子不见了马上就报失的吗?”
“是的，差不多。我走到停车的地方发现车子不在，当然，我第一个念头是车被拖吊了。我是按规矩停车，但有时候会没看到那些不同规定的标志，而且他们应该不会老远跑到上城来拖吊的，是吗?”
“一向不超过八十六街。”
“我也是这么想，但我都尽量去找不违规的停车位。当时我想也许我是把车停在一百一十三街了，所以我再走过去看，当然还是没看到车，于是我打电话叫我丈夫来接我，他说要报失，我就打电话给你们了。从我找不到车到确定车子丢了之间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知道了。”我后来很后悔问了接下来的问题。“你什么时候把车停那儿的，赖肯太太?”
“我想想看。我有两堂课，一堂八点的短篇小说研习和一堂十点的文艺复兴史，但我早到了，所以我想大概是七点出头。那重要吗?”
“这问题不是针对找寻这部车子的，赖肯太太。我们正尝试找出各种犯罪行为发生频率比较高的时间。”
“有意思，”她说，“那有什么用?”
我自己也一直怀疑这一点。我告诉她那是整体犯罪行为的一部分——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听到的答复也大多一样。我谢谢她，并向她保证她的车应该很快可以找到，她也向我道谢。挂了电话后我又回到吧台。
我试着从刚才的对话中寻找有用的线索。一无所获。我让思绪漫游着，发现我疑惑的就是赖肯太太半夜去上西城干嘛?她没跟丈夫一起，她最后一堂课应该是十一点左右结束。也许她在西缘大道或是哥伦比亚附近的酒吧喝了些啤酒，也许喝了不少，所以她才会绕着街区找车子。即使她喝的啤酒足够让一艘战舰浮起来也无关紧要，因为赖肯太太根本与“陀螺”或这件事的其他相关人扯不上关系，而她跟丈夫之间有没有怎样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而——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大学在一百一十六街跟百老汇大道交汇处，原来她上课的地方在那里，而有一个人也在那里念书，修心理学课程，并且打算为心智障碍儿童工作。
我查了电话簿，没有斯泰西·普拉格，因为单身女性知道最好别把全名登上电话簿。但是有个S.普拉格，住在西区百老汇大道跟河滨车道之间的一百一十二街。
我回到座位上把咖啡喝完，在吧台上放了张钞票。走到门边，我改变了主意，又翻电话簿记下S.普拉格的地址跟电话号码。也许那个S是西蒙或是任何斯泰西以外的名字。我往投币口塞了一枚硬币，拨了那个号码。铃响七声后我挂了电话，取回硬币，结果拿了三枚出来。
有时候运气会来的。
第11章
坐地铁在百老汇与一百一十街站下车时，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如果普拉格要杀我，不管是直接还是雇人，都没有理由跑到距他女儿公寓的两条街外去偷车。感觉上事情应该没那么单纯，但我又不确定。
对了!如果斯泰西·普拉格有男朋友，而他刚好是那万宝路人——
看来值得一试。我找到她住的地方，一栋五层高、每层四户的公寓。我按了她的门铃，没人应门，碰顶楼几个门铃——人们常会这样冒失地打扰人，都没人在。大门的锁看起来很好开，我用一根细铁丝当钥匙很快就打开了。我爬上三层楼梯敲4C的门，等了一会儿又敲，然后我打开她的两个门锁进去了。
房间挺大的，只有一组活动沙发和一些从救世军买来的旧家具。查看壁橱和衣物之后，我判断斯泰西就算有男朋友也不是住这里，因为这里并没有男性居住的迹象。
我仔细搜索，试着去感觉住在这里的是什么样的人。有很多书，多数是平装本，与心理学有关，有一堆杂志：《纽约》、《今日心理学》和《知性文摘》。药箱里没有比阿斯匹林更强的药。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感觉上她的生活也应该如此。站在房间中，扫视她的书名，翻查她的衣物，我感觉自已像个入侵者。那种不舒服感越来越强，尤其又找不到任何能证明我先前猜测的东西。我出来，关上门，锁了一个锁，另一个要用钥匙才能锁，我想她应该会以为是出门时没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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