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来,除了林笑,从来没有人晚上开车经过这里。
难道是林总的朋友?
纪刚走到值班房外,看着灯光越来越近。
可是,车灯突然消失了,连先前隐隐约约的引擎声也停止了。
纪刚胡疑地看着远方,不知道那辆车突然跑到哪里去了。
这里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只能通向弘轩工艺品厂。
这里实在太偏僻了,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只有这么一家厂子。
谁会半夜三更地开车到这里来呢?
如果是走错路了,也该掉头回去,不应该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难道是林总有什么仇人?
不对!
纪刚马上打消了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林笑一直谦恭有礼和蔼可亲,怎么会树敌呢?
也许,也许……
纪刚禁不住笑了笑,也许是一对野鸳鸯吧?
他回头看看厂房,林总办公室的灯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了。
过了一会儿,就看到林笑背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走下楼来,将包放到汽车的后背箱里,然后钻进汽车,点燃引擎,缓缓地开了过来。
他向林总招招手,想告诉他远方那辆汽车的事,但是林笑只是在车内挥挥手,一踩油门就扬长而去了。
也许,真的只是一对野鸳鸯吧?
林笑驾车向市区奔去。
想着那个数字7,他不禁又笑了,不自觉地背诵起诗人北岛的名篇: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车后突然闪现的两束强光打断了他的吟诵。
他疑惑地看看倒后镜,不禁一抖丛生。
怎么会呢?
这么晚了,这条路上怎么会有其他车呢?
他踩踩油门,车速变快了。
但是后面那辆车依然不紧不慢的,林笑这才嘘了一口气。
也许只是迷路的人吧?
可是,又过了十几分钟,林笑已经驾车到了市区,那辆车还是跟在后面。
不可能是巧合!
林笑越来越慌张,他急忙拿出手机,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拨通了电话。
48
走出白正天家门后,沈蓉一言不发,一直低着头匆匆地走路,时不时摇摇头,这让白正天感到非常奇怪。
沈蓉看着白正天说道:“我觉得林笑有问题。他卖的那些绢,还有他朋友那幅《清明上河图》都有问题。”
“什么问题?”
“他卖的那些绢说是宋朝的古物,实在太可疑。要知道,绢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保存的时间不象纸那么长。无论保存得有多好,不受任何意外损伤,只是空气的自然浸蚀,年代久远的绢就会变得糟脆。基本上,百年以上的绢,已经没有韧性了。明代初年的绢,至今已经腐败得不能碰触……”
“可是《清明上河图》不就是画在绢上的吗?不是一样保存到现在?”白正天打断了沈蓉问道。
“那是因为宋朝的绢,装裱得比较好,胶水把绢隔离开来,无法与空气接触,所以才能流传至今。”
“所以朗风轩的宋绢是假的。”
“对,不但那些宋绢是假的,就连那幅《清明上河图》用的绢也是假的,这就更奇怪了,”沈蓉皱着眉头说道,“那个画却像是真的,你记得那幅图上的破损处吗?”
“记得,”白正天点点头,他不知道那么一个小小的破损,何以引起沈蓉这么大的兴趣。
沈蓉继续说道:“《清明上河图》真迹在同样的位置,就是距画首约80厘米处,也有一个破损。”
接着沈蓉讲了一个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1973年,故宫对《清明上河图》进行重新揭裱的时候,专家看到画面上有一处残缺,残缺的部分补了一块绢,绢上补画了一头牲口。当时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认为:“卷首稍后,在汴梁市郊店铺林立的街衢上,一队扫墓后匆匆返回的轿骑,前导的一匹马突然发情狂奔,在此惊险关头,一个老翁赶忙抽身要抱起蹒跚学步的幼孙。原来在老翁背后柱子旁边残缺了一大片,原绢已经轶失了,到明末清初揭裱时,补绢画了一头‘尖嘴立牛’正在张口嘶叫,殊碍原画意境。”于是1973年新裱时就把这块补上的绢揭下来了,留存归档,不再复原。这事本来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到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站出来向故宫叫板了。这个农民叫王开儒,是个文物爱好者,1990年创办了“炎黄轩”,宗旨是穷毕生精力复制中国历代名画。同年6月,他带着儿子进了北京故宫,说儿子已经传承了他的技艺,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他的家族愿意为故宫藏画的复制而永远奋斗。故宫被他的愚公精神所感动,答应让他先试试齐白石的作品《红梅图》,结果一试就让故宫满意,从此与故宫签约,成为复制故宫藏画第一人。1997年,王开儒成功复制了《清明上河图》,就在这时他发现《清明上河图》在1973年重新揭裱的时候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认为杨伯达所说的“尖嘴立牛”其实是一头发情的壮年母驴。尽管年代久远,绢素残破,但发情母驴神态毕肖,而拴在斜对面铺下那只张嘴嘶叫、四蹄翻刨的牲畜,体小,耳大,立鬃不垂,正是一头公驴。王开儒建议故宫博物院恢复原貌,但是故宫博物院并不认可王开儒的推断,至今未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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