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叔叔结结巴巴地说，“这好像是我重新看见了刚才在这里的三只眼睛的表情。可不是么?同样的高尚表情……同样的温柔……同样的可怕。”
“对，”我回答说，“是同样的表情，同样的一系列的表情……”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那女人一直站在最前面，超出了框架，我感到从我心中涌现出一些回忆，好像站在一个面容不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的肖像之前一样。叔叔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对我说：
“我相信我记起……”
但这时候，那奇怪的形象后退到它原先占有的位置。给她头上形成一个光晕的水蒸气逐渐消失了。首先出现了肩膀，接着是整个身体。这时我们看见一个站着的女人，她的上身和腰部被绳子绑在一根上端稍为高出她的头部的木柱上。
接着，这些直到目前为止给人以静止线条印象的如同照片上的线条一样的东西，忽然动起来，就像一幅画变为现实，像一个塑像突然变为有生命。它的上身动起来。那被捆在后面的手臂和被紧紧缚束住的肩膀绷紧那捆着它们的绳子，头部稍微转过去，嘴唇喃喃发生声音。这不再是让我们细看的形象，而是生命，活动着的生命，这是在空间和时间中占有地位的场景。凹陷的背景中有活动，有来有往。一些绑在木柱上的身影在抽搐。我数出共有八人。一群士兵走出来，肩上荷着枪，头上戴着尖顶的帽盔。
叔叔说：
“这是埃迪特·卡韦勒……”
“对，”我跳起来说，“我认识她……埃迪特·卡韦勒……埃迪特·卡韦勒的执行死刑。”
再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写出这些句子时，我知道它们对于那些事先不知其含义和藏在其中的真确的事实的人大概会显得荒谬。但是，我肯定当人们看到这现象出现时，心里不会浮现这种荒谬、不可能的想法。于是当没有任何假设还能提供一点合乎逻辑的解释时，人们已显然接受他眼睛所见到的情景。所有看见过的人对我的询问都是作出同样的回答。但后来他们不服……后来他们引用幻觉和暗示的幻象来原谅自己。但是，在这时候，虽然理智抗拒，虽然人们反对，可以说是“毛发竖起”对抗那些毫无道理的事实，人们却不得不服从和参与这些事实的发展，正如参与现实连续情况的出现一般。
可以说这是戏剧性的表现，或更确切说，是电影化的表现。它是从所接受的全部印象中产生的最清晰的印象。自从卡韦勒小姐的形象具有生命的活力以后，我本能地转过身来用眼睛在围地的某一角落里寻找那影射出这会活动的形象的仪器。当我找不到任何东西时，当我立即明白在白日无论如何不可能进行影射，也不可能发出光束时，我接受并保留了这正确的印象。没有发射器，那就算了，但银幕呢?一个神奇的银幕是不从外部接受什么的，既然没有任何东西被放送出，它便是从内部接受一切的。
这真正是体验到的感觉。那些形象不是从外部来的，它们是从内部涌出的，在物质的反面打开了视野，正如以光明制造黑暗一样。
词语，词语，我只知道词语。我积聚了一些词语然后才敢于写下来以表达我所看见的从深渊里涌出的事物。就是在这深渊里，卡韦勒小姐将遭受最后的苦刑，卡韦勒小姐的死刑!当然，我想，是否有电影的放演，是否有影片——怎么能怀疑呢?——不论怎样，这部影片是和其他的一样，弄虚作假，凭空捏造，根据传说构成，传统因袭的场景，有报酬的演员，学好扮演角色的女主角。我知道这一切，但我好像不知道似地看着。幻象的奇迹是这样巨大，以致人们不得不相信全部的奇迹，这就是说相信表演的真挚。没有任何弄虚作假，没有任何假装的动作，没有任何扮演的角色，没有演员也没有场景的布置，有的只是场景本身，受害者本身。在这几分钟中我感到的害怕就像我在1915年10月8日在荒地上看到血的黎明升起时的感觉一样。
情景发生得很快。一群士兵排成两行，身体有点向右偏斜，因此可以看见他们的脸夹在枪管之问。士兵人数很多，也许有三四十人，这些刽子手穿着皮靴，紧束腰身，戴着头盔，帽带扣在颌下。在他们头上，灰色的天空有几丝云彩。正对着……正对着的是八个被定死罪的人。
这些人中有六男二女，是平民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现在他们挺起身子，挺起胸膛，拉紧身上捆着的绳子。一位军官走出来，后面跟着四个拿着打开的手巾的德国副官。没有一个被定罪的人让自已被蒙上眼睛，但是他们的脸容因痛苦而变形，他们似乎以同一的动作向死亡投去。军官举起长剑，士兵荷起枪支。
最后的冲动增强了那些受害者的力量，他们大声叫喊。啊!通过这叫喊，我看见的、我听见的、狂热而绝望的叫喊，受难者喊出他们胜利的信心。
军官的手臂放下了。空间似乎在颤动，像打雷一般。我没有勇气观看了，我的眼睛盯着埃迪特·卡韦勒的惊慌的面孔。
她也不再观望，她的眼皮闭合。但她听得见!在可怕的声音的震动下，在发命令、枪响、受害者的呼喊、嘶哑的喘息、临死的呻吟等种种声音中，她的面孔在抽搐。出于怎样的一种细致的残酷，人们延迟她的苦刑?为什么让她受双倍的痛苦，在自己死去之前看到别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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