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囚笼里，德·玛瑞尼的眼睛现在也突出了出来，似乎是在为这个愚蠢的证词感到气愤。可我知道，陪审团会认为他在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就很焦虑、兴奋地出现在警察局，是因为他在紧张哈利先生的尸体有没有被人发现。
下一个证人是我十分熟悉的玛乔丽·布里斯托尔，她穿着红、白相间的花朵一般的裙子，美丽而又脆弱地站在证人席上。她挺拔地站立着，没有斜靠在护栏上，简单而又明了地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在那天晚上，为哈利先生准备好睡衣，挂上蚊帐;第二天早上，听见了克里斯蒂的尖叫声。
黑格斯站起来，打破了英国律师在法庭上的僵硬教条，简明扼要地询问起玛乔丽来。
“布里斯托尔小姐，你说过你曾在哈利先生的卧房里放了一瓶杀虫剂吧?”
“是的，先生。”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哈利先生让我把杀虫剂放在屋里。”“当时在瓶里还有多少杀虫剂?”
“嗯，我前一天晚上把它添满的。”“当天你用过它吗?”“用过，但我必须说明的是，杀虫剂只剩下了半瓶。”
“谢谢你，我没有其它问题了。”她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我冲她笑了，可她却躲开了我的笑容，扬起了下巴。天花板上的两台吊扇无力地拍打着沉闷的空气，法庭和观众席上随处可见正呼呼旋转的小电扇，可我穿在外衣里的衬衫，还是像捕蝇纸一样地粘住了我的皮肤。下两个证人是两个本地的警官，他们佩带着很多勋章，站在证人席上，冷漠得就像一杯冰奶昔。
这两个人说的大体相同。他们是在尸体被发现后在西苑站岗的，二人的语调都怪怪的。他们的证词对德·玛瑞尼来说却是十分糟糕的。
他们都说：“我在下午三点半看见了德·玛瑞尼和麦尔岑在楼下。”
那是指七月九日。在那天上午，那个被烧焦的中国屏风从哈利先生的卧室里抬了出来，放到了大厅上。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对房间进行了指纹方面的检查。
“当时，贝克警官刚好做完指纹检查。”他们说。在新闻采访桌后，厄尔皱着眉。正瞪着我，我也以同样的表情回答了他。我们都感到问题被提到了桌面上。弗来迪在他的囚笼里也皱着眉，缓慢地摇了摇头。
在午餐休息时间，我和南希以及她的朋友迪安娜夫人坐在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的餐厅里。当我把那些男、女证人的证词向她们转述时，南希也是痛苦而缓慢地摇了摇头。
“他们这样说意味着什么呢?”南希焦急地大声问。她穿着简单的白色运动装，白色的大草帽下，两根白色的绸带系在下巴下。这孩子气的装扮丝毫没有减少她的魁力。
“不妙。”迪毫无用处地说。她的眉毛高挑起来，举起杯子，用那暗紫色的唇呷了一口杜松子酒。她穿着明蓝色的紧身皱钞长裙，高耸的双峰之间有一排装饰的大银扣，直到腰际，像戴了一排奖章。她戴着白色的手套和白色的头巾，一头金色的秀发裹在了头巾里。
我盛了一勺海螺汤，隔着上升的热气，我说：“我想指纹可能是从屏风上取下来的。”
“这会怎么样呢?”南希焦躁地问。
我答道：“这样，他们就会证明，当弗来迪在西苑被询问时，没有摸那个屏风，指纹是在其他时候留下的。”
迪似乎很感兴趣地皱了一下眉，说：“那弗来迪说他上楼被提问的时间是几点呢?”
我拿出记事本查了一下，说：“大约是那天上午十一点半。”
南希往前坐了坐，急切地说：“我们能把他们打败吗?”
我点了点头，说：“如果弗来迪的陈述能得到当时也在西苑被询问的其他当事人的支持，就像那两位空军飞行员的妻子，我们就能打败他们，哪怕是温莎公爵那样大的人物。”
南希困惑地问：“温莎公爵那样大的人物?”
我笑了一下，答道：“就是皇家的贵族势力。”
迪依然皱着眉，说：“那两个女人为什么被带到西苑去问话呢?怎么不是在警察局呢?”
我耸了耸肩，“这是那两个迈阿密家伙干的好事，有时候，糟糕的警察就这样偷懒。”我看着边笑了，“如果客人的名单都登在报纸上，这个周末你要举行的晚会会更加精彩。”
“是的。”迪放荡地笑了一下说。她对着一个黑人服务员扬了一下戴着手套的手指，又叫了一杯杜松子酒。
“你知道，”我对南希苦笑着说，“如果能回到大英帝国殖民地旅馆住，结束最近这种流浪的生活，我会觉得好一点。”
“黑格斯家的客房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吗?”她关切地问。
“那儿很不错，我只是怕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带来麻烦。”在桌子下面，我感觉到有一只纤细的手放在了我的腿上。
“我有一间客房，”迪随意地说，“在香格里拉……如果你不介意每次出门都要乘五分钟快艇的话，就到那里住吧。”
她的手这样放在我腿上，我怎么能拒绝呢?
“那太好了，”我说，“我只是怕给你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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