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穿着装饰琐碎的制服的警官正站在囚笼外，手洋洋得意地摩挲着挂在腰间皮带上的长剑的穗子，做出一副认真守卫囚笼的样子。那是个木制的囚笼，有六英尺长、五英尺高。弗来边坐在里面的木制长椅上，一扇铁门把他和外面广阔的世界隔绝了。
如果你是面朝法官站着，那这个笼子就在法庭的左侧，它的对面是陪审团(因为是初审，现在那儿空无一人)。
能容纳一百五十个人的座位挤得满满的，听众大多数是白人。他们的黑人男仆在天亮之前就来这里给老板排队占座儿了。南希并不在场，一会儿，她将作为证人出庭。这一刻，我坐在前排，当她的耳目。
法庭上最靠近观众席的地方，即在栏杆和辩护律师之间，塞进了两张桌子。哈利那律师和那两个迈阿密警察坐在那儿，以便解答新闻界的提问。《战地新闻》为这场有趣的案件留出了很大的版面;来自纽约、伦敦和多伦多的新闻记者与拿骚本地的新闻记者坐在一起;国际新闻联合会以及新闻记者协会也派代表出席了。吉米·克卡林代表《国际新闻动向》坐在这里，他紧挨着厄尔·加登，而厄尔正在和我轻声地交谈着。
“你是在回避我吗，黑勒?”这个矮小而活跃的侦探小说作家问我。“是的。”我答道。
他尖刻地笑了笑，继续问道：“阿德雷会反复询问原告的证人吗?”
“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询问呢?”
厄尔那圆圆的脸上挤出一丝干笑，眼睛在金丝边眼镜后烁烁发光，“噢，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通常，在这样的初审中，英国辩护律师不喜欢问太多问题。”
“我个人的愿望是，我希望阿德雷拿着短斧或喷雾枪在克里斯蒂身后追赶他。”
我又一次使他大笑了起来。而后，九点三十分，要开庭了。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律师和法官低沉的声音主宰着整个法庭。而那些貌似犹豫不决的证人们，正在以一项项事例，把死亡的绳索一点点向德·玛瑞尼的脖子上套去。在这闷热得不透气的法庭上，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从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才带来了一点生机。阿德雷正神态自若地按法庭的正常程序，以案发当天上午为线索，对证人展开提问。
首先出场的证人是皇家警察绘图员，他绘制了案发现场的地形。继而，皇家警察摄影师把放大的死者照片挂在了一个画架上，照片就像一件残忍的艺术品，让观众席上的人们看了不禁一片唏嘘。法医奎克巴士是个四十多岁，冷漠、整洁的小男人，看起来并不像他的职业所应有的那么勇敢。他向大家描述了七月八日上午在案发现场所见到的情形，以及在法医检验室所见到的那些可怕的细节：在哈利先生的头颅后，有四处伤口，都是直径像铅笔一样粗细的小洞，穿透了哈利先生的头颅。他在描述中忽略了自己在看到那些伤口时的第一反应，他没说觉得那是枪伤。在陈述尸体解剖时，这位法医提到“把睡帽从死者头上拿开时，喷涌出大量的鲜血，”而且“好像头颅是被轻微撞伤的，在这之前没有流血。”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子弹在穿破头骨的过程中力量减弱了，我想它们大概现在还留在哈利先生的头颅里。这一定是检查时没有发现，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了，因为哈利先生现在正在缅因州一个有六英尺高的棺材里安眠着。法医还说：“在哈利先生的胃里，有大约四盎司的颜色微暗的粘稠液体，没有确定是什么物质。”哈利先生是被人下毒了吗，或是被人用药物麻醉了?
我从兜里拿出了记事本，把这条证据记下了。在我记录的时候，一位迷人的女性站了起来，她就是那个“风流女人”。她把自己描述成“从英国战场撤离的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我却觉得她是一个成熟的、金发碧眼的美人，在那身合体的衣着和帽子的衬托下，体形极为完美。如果她就是哈罗德·克里斯蒂的情妇话，那么，那个癞蛤蟆是个多么幸运的人呀!
她的证词是，当天下午她和哈博德打网球，然后与哈罗德·克里斯蒂以及哈利·欧克斯先生在西苑共进晚餐。这并没给案情带来什么进展。她只是把案发当天的情况简单化地列了个表。
下面出庭作证的美人是金发碧眼的桃乐莤·克拉克和皮肤微黑的珍妮·爱斯丽，她们就是弗来迪在雨夜中护送回家的那两个飞行员的妻子。在新衣服和新帽子的装扮下，她们显得极为美丽。两位女士心情迫切而又十分精确地证实了，弗来迪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在自己的家里。我没有被法庭传唤作证。我现在站在弗来迪的营地上，似乎还不用我出面，把跟踪他那莫须有的情人的事说出来。也许，我该站出来，向法庭证实，在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德·玛瑞尼的行为根本不像一个要结束自己的美好生活，准备去做谋杀犯的人。
那两位美人的证词没有给弗来迪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毕竟，她们所说的和弗来迪自己陈述的相符。糟糕的是警官温得·派克的证词，他说，在七月八日上午七点半，德·玛瑞尼来到警察局，要为他的养鸡场登记购买一辆卡车。
“他来的时候十分兴奋，”那个警官说，“他的眼睛甚至都兴奋得有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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