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到了第四天，再没有其他的采访者了，于是我们开车沿着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土路，去了乡下。路两边树叶茂密，亭亭如盖，我们的篷车如同行驶在绿色的隧道里。然后，土路斜插进大片的庄稼之中，慕尼兹指着一座中型的铁皮顶木屋说：“到了。”
布莱丝夫人是一个小巧玲珑而又显得高贵的女人，大约六十岁左右的年纪，皮肤光洁而微黑，这样的皮肤甚至会引起年轻一些的女人的嫉妒。她穿了一件黑色、白色与黄绿色图案相间的连衣裙，看起来年轻而活泼。在一片随风摇曳的甘蔗园前面，由慕尼兹充当翻译，她给我们讲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
她的开场白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坦那帕哥港口看到了两个美国人，一男一女，他们被押往位于小镇广场的警察局。但几年以后，她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美国女人。
“她说当日本士兵驾驶的摩托车载着那个蜷缩在座位上的白种女人经过时，她正在地里干活儿，”慕尼兹说，“那个女人被蒙着双眼，另一辆上面坐着两个日本土兵的摩托车跟在后面。布莱丝夫人说她悄悄地尾随在这一行人的后面，没有被日本兵发现。他们把那个女人带到了一个早就挖好了的土坑前，他们让那个女人跪在坑边上，从她的脸上扯下蒙眼布扔进了坑里。然后，他们向她开了枪，打在她的胸前，她向后仰跌进坟墓里。”
“出事地点是在这个农庄附近吗?”震惊的布迪问。
慕尼兹转译了布莱丝夫人的回答，是在另一个农庄，靠近戈瑞潘。她从那个地方很快跑开了，害怕日本士兵发现她;但过后她又返回到那里，看到坟墓已被填平了。
“布莱丝夫人，”布迪说，句子几乎不连贯，“你还能再找到那个地方吗?”
她说那座坟墓就在岛上最大一棵面包树下，她曾到那树下去过许多次。日本人夺走了庄稼地里长出来的所有粮食，她和她的一家人只能靠这棵树上结的野果裹腹。
很快，我们回到篷车里，布莱丝夫人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布迪坐在方向盘前，他全身都由于期望而颤抖。我不知道应该想些什么，老问题又浮上来了，那一夜日本人把阿美从海里捞出来，只是为了稍后再处死她吗?他们放在摩托车座位上的是阿美的尸体吗?布莱丝夫人在那座无名的坟墓前所见到的一幕是日本兵对阿美遗体的再次亵读吗?
布莱丝夫人指点布迪开车到达的地方是一片开阔的停车场，像恐龙一样停放在那里的推土铲、拖拉机与其他重型设备堆放在那里，它们不应该放在那里的，所有这些设备都被一道七英尺高的保安围墙围了起来，围墙上头拉着带倒钩的铁丝网。
围墙内似乎并没有面包树的影子。
然而，布莱丝夫人一口咬定，她不会认错地方。
“这地方看起来好像是公路维修保管站，”我说，“这就意味着要同官方打交道了。”
布迪点了点头，“我们有一堆繁文褥节要对付了。”
她的嘴唇抿成了一个冷笑，说：“你不是他的朋友，对吗?”
“我是他的孪生兄弟，在出生时就同他分开了。”
她大笑起来，她并不笨，“他在饭馆里，他是你的了。”
我又穿过了一条挂在门口的珠帘，走进了一间低矮的没有装修过的餐厅，餐厅内有十来张桌子。现在距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因此餐厅里几乎没有人，除了一个戴着海军工程营帽，穿着肥大而破旧的士兵工作服的脖子粗壮的胖男人，他正在埋头对付一盘粘乎乎滑溜溜的海苔，像孩子吃通心粉一样吃着它们。
我穿着黑色T恤衫和卡其布裤子，外面套了一件卡其布夹克，在这样的天气里根本不需要穿这件夹克，但我需要把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放在右边的夹克口袋里，以免他万一认出了我。
我当然给了他每个机会，当他吃海苦时，我就站在他桌子前，面对着他。他抬起那张布满麻子与刀疤的胡子拉碴的脸，用轻蔑的眼光瞟了我一眼，这种眼光并不是针对一个曾在他小腹上打了一枪的牧师的，对任何人他都这样。
“你就是那个美国人?”他一边咀嚼着一边问。
他大约六十岁左右了，除了头发有些花白，留起了络腮胡子，脸上多了些皱纹外，并没有什么大大的变化。
“是的，我就是那个美国人。”
他从一个没有标签的酒瓶里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葡萄酒，“坐下，我从不仰视任何人。”
我坐了下来，一只手放在装左轮手枪的口袋里，“艾米莉·埃尔哈特的故事你要多少钱?”
“那可是一个好故事，是真的。”
“多少钱?”
他轻轻地笑起来，他的嘴里有一颗金牙。
那天下午，我驾驶着布迪的汽车经销商朋友借给我的吉普车，开往查兰·卡诺镇赴一个老朋友的约会。布迪与他的摄像小组要拍一些布莱丝夫人在她的农舍里的镜头，之后，他们打算拍摄戈瑞潘监狱的情景。我在一家五金店前停下车，买了一把大砍刀，然后我继续又开了一段路，把车停在塞班风格中心区前面。
位于查兰·卡诺镇北郊的塞班风格中心区是一座有着铁皮屋顶的摇摇欲坠的大厅，前面是饭馆与装饰品店，沾满了蝇粪的装饰品店的橱窗里摆着两个时装模特。穿过装饰品店——廉价的日本玩意儿：纸扇、上弦玩具、草裙娃娃触目皆是——我拂开垂到地上的珠子门帘，进入到后面的酒吧里，嘎嘎作响的空调吹出来的冷气迎面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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