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为三百名观众和她的一些书签了名，剩下的时间她就同每一位顾客待在一起，同他们握手、谈笑，倾听他们的诉说。她对待每个人都是一样殷勤，对任何人都没有降贵纤尊的矜持，即使是那些没有买一本书，只是拿着节目单走过来让她签名的人。
深夜十点钟以后，艾米莉开着她那辆十二气缸的大马力弗兰克林，同我离开了圆形剧场。接下来，我们要立刻出发，前往计划表中的下一站——毛森市，我们旅行当中最东部的城市。我们都意识到，两个星期之久的演讲旅行，就要在那里永远结束了。午夜时分，我们在公园旅店登记住宿，这是事先计划好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在夜里开车，黎明时分投宿;在房间里吃早餐，同时接受记者的采访;然后在下一次演讲开始前，抓紧时间睡上几个小时。她对记者的提问都给予直言不讳的回答，比面对观众时更坦率。
在最初的几天几夜里，除了一些礼节性的问候之外，她同我几乎不说什么。艾米莉的态度是真诚的，即使谈不上友好;她的神情是疏远的，即使不是冷淡。我无法理解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菲尔德公司的服装发布会上，以及随后的朝圣者之家的晚餐中，相处得十分融洽。
坐在弗兰克林里面，穿过茫茫黑夜，常常是她沉默着开车(她喜欢大型的轿车，喜欢驾驶，我不介意让她来开，因为那车操纵起来像一条船)，我静静地坐着，不去打扰她，见鬼，我毕竟在她手下工作。
不论我们走在哪里，艾米莉总是声称她是当地人的女儿——无论是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妇女基督教戒酒同盟联合会”上(“热烈欢迎回到家乡的堪萨斯女孩”)，还是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港口的“棕塔国际茶话会”上(“这位杰出的女性在这里成长，她把我们州的座右铭‘展现自我’牢记在心”)，甚至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的讲演上(“明尼苏达州的骄傲!”)。
每一次登台，她都得到两百五十美元的报酬——我频频地在他们之间传递支票，似乎我是她的经纪人——这是她应该得到的。然而底特律却是一个令人精疲力尽的城市。
在斯泰德拉旅馆(我们在凌晨两点赶到这里，巴特尔克里克是我们前一站)，艾米莉吃过早餐(一个煎蛋卷，六片吐司面包，一只甜瓜，一杯热巧克力)后，在她的套间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我们凌晨驱车，赶往哈得孙汽车工厂(埃塞克斯在那里被制造出来——这辆车她要签名接受，尽管在前一次捐赠活动中得到的弗兰克林仍然性能良好);接着在底特律的李兰德饭店同“妇女广告俱乐部”的成员们一同吃了午餐，在那里她没有演讲，但是作为“底特律汽车制造商联合会”邀请的客人，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然后，同联合会的主要分子一起喝一顿下午茶就是很必要的了;之后，他们在一幢棕色的三层楼前照了相，楼上挂的一块棕色的牌子表明这是查理斯·林德伯格的出生之地。同汽车制造商们在游艇俱乐部吃过晚餐后，她的演讲开始了。最后，她在位于伍德沃德大街与凯斯大街之间的会议礼堂的汽车展览大厅露面了——但没有发言。被热情冲昏了头脑的观众们开始变得疯狂起来，他们拥挤着、推操着，拼命向前挤，为了更近地看她一眼;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纸笔，呼喊着，求她签名;他们撕扯着她的衣服，直到为自己拽下来一条纪念品。
这些人不是我们在宴会上与演讲当中见到的那些戴着羽毛帽的女士与衣冠楚楚的绅士，不是那些作为她的忠实听众的穿西服、打领带的彬彬有礼的商人，这些人是真正的群众：蓝领阶层的工人，家务繁重的主妇，地球上的盐，美国的脊梁。
你知道——一群暴徒。
“我们遇到麻烦了!”我对哈得孙的代表说，他是艾米莉的官方陪同。人群像裁判员一样伸展着手臂，我努力不让那些人的手碰到越来越惊慌失措的艾米莉，她躲在我的身后，我们退回到哈得孙汽车展台前。
那个哈得孙代表是个矮个子家伙，有着乔治·瑞夫特的头发，克拉克·盖博的胡子和斯坦·劳伦斯的脸孔，“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黑勒先生?”
胳膊在抽打，手指在屈伸，人群仿佛溺水者一样，眼看就要淹没在它自己难闻的呼吸与身体的践踏中了。
“这辆汽车的钥匙在哪里?”我大吼着，指着那辆哈得孙汽车问。
他眨了一下眼睛，“在汽车垫子底下——干什么?”
一个体重足以超过我的家庭主妇爬到我的背上，似乎她想要生孩子。我把手按在她的脸上，像吉米·卡格内喂米尔·克拉克吃葡萄袖那样，将她推到一边去。然后，我伸直手臂，拦住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用肩膀遮挡着艾米莉，猛地拉开了司机旁边的车门，向她说：“进去。”
她注视了我片刻，似乎在判断我是否发了疯，看到我的神态有些像，于是她钻进了汽车里;我也钻进了汽车里。她爬到乘客的座位上，同我一起摇上玻璃窗，锁上车门。我把手伸到垫子底下，摸索着，终于找到了车钥匙。粗野的眼睛，黄色的牙齿，挥舞的手臂，这就是我们透过挡风玻璃看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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