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哥是一架好飞机吗?”我问，提高了嗓音，以盖过机场上的隆隆噪音。风很猛，我的西服与领带都在风中翻飞。我伸出一只手按住了刮到脑后的浅顶软呢帽，不让它随风飞走;另一只手拎着我的小手提箱，看上去就像是一名正徘徊在路上的上门推销员。
“它很快。”她说。
“那不是答案。”
“好吧，当温度升上来时，狭窄的驾驶舱会很不舒服，这就是我为什么不需要穿飞行服的原因。”
“问题是，它是一架好飞机吗?”
“是也不是。”
“告诉我‘不是’的那部分。”
“在接近地面时，它会恶作剧。这架单起落架结构，有着长得不能再长的机身的飞机，不会让任何别的飞机出风头。”
“什么样的恶作剧?”
“起落架像手风琴一样折叠着，打不开。”
“上帝!你怎么对付它?”
她耸了耸肩，“不打开。”
她踩着靠在机翼上的梯子爬到顶层，打开驾驶舱的舱盖，爬了进去。
我打起精神，钻进了飞机中部的舱门，绕过巨无霸式的燃料箱，找到了那个空着的唯一的座位，我在上面坐下去，系好安全带。我打量了一下这只方盒子形状的燃料箱，这可不是个保险的飞行伙伴，我想象着自己正坐在一只飞行的炸弹上。
她坐在我的前面，位置比我高一点，然而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坐在那幽闭恐怖的驾驶舱里的阿美的一举一动：她的两条腿自然地放在引擎上面，毫无疑问，那上面一定热起来了;她发动了引擎，看到它在空转，她瞥了一眼圆圆的仪表盘的反应，同时检查着汽油与燃料的温度和引擎每分钟的转速。
她那修长的、艺术家一样的手指握住了操纵杆，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起来，冲入了风中。她的手一边稳稳地控制着制动器，一边把操纵杆猛地向身体中部一拉。引擎的速度加快了，她抬起手，旋转了一下操纵杆，引擎的声音改变了，很显然这是她想听到的声音，因为挡风玻璃上反映出她的笑容来。
她用左手慢慢地、轻轻地向前推了一下节流阀，螺旋推进器开始越来越快地旋转起来，同时发出强大的怒吼声，维哥在跑道上冲了起来。她又把节流阀向前推动，推到它的极限，同时向前扳动操纵杆，飞机似乎就要绝尘而去，但是她还不准备让它这样飞起来。
然后，她向后猛拉操纵杆，飞机轰鸣着离开了跑道，御风而行。它很快爬升到一万英尺的高空，让我得以从旁边小小的舷窗中饱览乡村美丽的景色：棕色的土地上点缀着成片的绿色，偶尔还有皑皑的白雪;波光粼粼的河流与它的支流纵横交错如同一张蛛网，不时被城镇中成排的玩具一样的房屋截断。
我们没怎么交谈，她挤在狭窄的驾驶舱里，维哥的螺旋推进器与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让我们无法听清彼此的话。她计划在两天之内飞完这将近两千英里的行程，并向我保证说在日落之前，我们会在阿尔布奎基安全降落。
大部分的旅程都平安无事，我吃了一顿午餐，阅读了最新一期的《环》杂志，甚至还不时睡上一阵儿。直到在那天傍晚，当我们飞抵新墨西哥上空时，我被飞机的剧烈颠簸惊醒。
我解开安全带，像一个走在冰面上的醉汉一样，踉踉跄跄来到客舱与驾驶舱之间的连接口，将头伸了进去，即使就站在她的身后，我也不得不大声喊着：“我可以问一些问题吗?比如说降落伞在哪里?”
她喊回来：“我们进入了急速旋转的风中，不用惊慌。”
她已经开始朝着阿尔布奎基都市机场的跑道与机库方向降低了高度，在机场的旗杆上有一只袋形风标正在旋转。
“你的那番‘像手风琴一样折叠着’的话是开玩笑的，是吧?”
她向前探了一下身，双手握住横舵柄，“确切地说，更像中国的纸灯笼……坐回去，系上安全带，内特!我还从来没有损失过一名乘客。”
我跳着笨拙的土风舞回到我的座位上，将安全带系紧，这时她对我喊着：“我要降落在那条最短的跑道上，这有可能意味着‘垂直’靠近……”
维哥飞行在风中，犹如一只摩托艇航行在波涛滚滚的水面上。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垂直’?”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让飞机做了一个垂直方向的测滑，我胃里那些还没有消化掉的午餐(金枪鱼沙拉三明治，苹果巧克力馅饼)几乎也要做一个毁灭性的登陆，然后飞机做了几个猛烈的摆尾减速，仿佛维哥正在向该死的新墨西哥州挥手致意。
“见鬼!”我喊着，“我们失去了控制?”
“没问题!它正在减速!”
也许飞机在减速，可是我的脉搏却在加速。
跑道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她仍然操纵着飞机向地面靠近，节流阀开得大大的。我们眼看着就要冲出跑道，她做了一个侧滑，好让飞机不飞过头。我等待着听到维哥的机轮触碰到地面的声音。这时阿美向后拉了一下操纵杆，一股疾风突然之间猛扑过来，迫使维哥后退了二十英尺。然后，就像它突然出现一样，那股疾风突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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