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等着。
“有一枪射偏了，”我说，“往山上射两个会移动的目标，该死，我做得和射击测验时一样好。我在警察射击场，成绩永远是专家一级的，但实战时还是不同。”我试着把自己的眼睛由她的眼睛那边拉回来，但是我做不到。
“其中有一枪失误了，那一颗子弹弹跳到人行道上或什么地方。跳得不好。那里正好有个小女孩走在那附近或站在附近，不知道她他妈的站在那里做什么。她才六岁。我真的不知道她他妈的那个时候出来在那里做什么。”
这次我终于看到别的地方去了。“子弹穿过她的眼睛。”我说，“子弹跳弹时都有个角度，所以只要不管是向哪一边偏上一寸，可能就会掠过而伤不到她，但生命是场生死隔条线的游戏，不是吗?她没那么走运，子弹射中脑袋，她死了，当场就死了。”
“天哪。”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当局做了一份报告，因为做报告是标准程序，报告中一致同意我没有做错事。事实上，我得了一个嘉奖。那孩子是西班牙裔波多黎各人，她的名字是埃斯特利塔·里韦拉。当有像这样的少数民族伤亡时，你有时候会遇到压力，有时候社区团体也会来找你麻烦，但这个案子没这些问题。要说对我有什么的话，我只不过是一个行动快速但运气稍背的警察英雄。”
“因此你离开了警界?”
威士忌酒的瓶子空了。伏特加的瓶子内大概还有半品脱，我倒了几盎司到我的杯子中。我说：“不是立刻，但也没多久。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罪恶感。”
“我不确定。我只知道当一个警察不再那么好玩，做丈夫和父亲也一样行不通。我向两边都请了假，搬进一家旅馆里，在哥伦布圆环西边的一个街区上。这么一路下来，我很清楚我不想回去，不回到我妻子身边，也不回警察局。”
有一阵子我们两个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靠过来触摸我的手，出人意料又有点笨手笨脚的姿势，但是，不知为什么，竟令我感动。我感觉到我的喉咙都满了。
然后，她缩回她的手并且站了起来。我一时之间以为她的意思是叫我离开。相反地，她说：“我要在卖酒商店打烊前打电话。最近的一家在卡纳尔路，而且他们打烊得早。你要继续喝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想要换波本威士忌?哪个牌子的波本威士忌?”
“我大概得走了。”
“苏格兰或波本威士忌?”
“我继续喝苏格兰威士忌。”
在我们等着酒送来的那段时间，她带我参观筒楼，并介绍我看她的一些作品。大部分是写实作品，像梅杜莎，但也有一些是抽象作品。她的雕塑作品充满力量。我告诉她我喜欢她的作品。
“我做得很好。”她说。
她不让我付买酒的钱，坚持说我是她的客人。我们又坐回椅子上，打开我们各自的酒瓶，把酒倒到杯子里。她问我是否真的很喜欢她的作品。我告诉她，我的确很欣赏。
“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她说，“你知道我是如何进这一行的吗?在托儿所和小朋友们玩黏土。我常带那种黄色雕塑黏土回家，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做。后来我在布鲁克林学院上夜间部的课，一种成人班课程，指导老师告诉我说我有天分。不用他说，我自己也知道的。
“我也得到别人的赞赏。一年多前在查克·莱维坦艺廊我办过一次展览。你知道这家艺廊吗?在格兰德街上?”我不知道。“艺廊给我办了一次个人展。一个女人的个展。只有一个人的展览。狗屎!现代人讲话前都还得要先想一想才行，你注意到没有?”
“嗯。”
“去年我得到一个NEA奖。国家艺术基金会颁的奖。另外还有一个爱因霍恩基金会颁给我一个较小的奖项。不要假装你听过爱因霍恩基金会，得奖前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有些作品在颇为高尚的收集之列。有一两件在博物馆，啊，是一件，而且不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但总之是一家博物馆。我是个雕塑家。”
“我从来没说你不是。”
“我的孩子现在在加州，而我从来没去看过他们。他有完全监护权。该死，是我自己要搬出来的，对吧?首先，我是那种违反自然的母亲，抛夫弃子的同性恋，所以他当然会获得监护权，对不对?我没有提出异议。你想不想知道一件事，马修?”
“什么?”
“我不要监护权。我做托儿所工作时就已经做够了。我他妈的一直在监护一堆孩子，包括自己的在内。你还要监护权做什么?”
“听起来完全合情合理。”
“伟大的梅西·波默朗斯夫妇就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对不起，我是说米姬·高登和米姬他妈的波默朗斯，高级中学年监里的模范夫妻。”
我现在可以听得出她的声音里有伏特加的味道。她还不至于讲话含糊不清，但是她的谈话里有一种酒精造成的音质。我并不吃惊。她跟着我一杯又一杯地喝，我自己倒觉得还行，当然，我的头已经开始向她靠过去了。
“当他说他要搬到加州去时，我发了一顿脾气。我叫苦说这不公平，他得留在纽约，我才可以去看他们。我有探视权。我说，如果他们搬到三千里外的地方去，我的探视权还有什么用?但是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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