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
“像在煤矿堆中找黑猫一样。”他说，“帮我一个忙。有结果的话让我知道。如果有结果的话。”
我照着他说的方向走到黑林街。九年来这一带一定没什么改变。房子都还在，四处都是小孩子。路边砖道上停着车，通往住宅的车道上也几乎都停着车。我觉得这个街区里应该还有成打的人记得苏珊·波托夫斯基，而且我也知道她那和别人都合不来的丈夫在谋杀案发生后搬回这里和两个孩子住在一起。
他们现在一定长大了，十七岁和十九岁。
她生下第一个孩子时一定还很年轻。那时候她自己才十九岁。不过在这个地区早婚又早生孩子并非不寻常。
我认为他可能已经搬走了。假如他是为了孩子搬回来的，他不会让孩子们继续住在他们发现妈妈死在厨房地板上的屋子里。他会这样做吗?
我没有按那间屋子的门铃或其他人的门铃。我不是在调查苏珊·波托夫斯基的谋杀案，我不需要白费力气。我看了她死在里面的房子最后一眼，然后转身离开。
伯顿·哈弗梅耶的住址是在圣马克斯街二百一十二号。东村不像是一个警察住的地方，而且看起来在九年后还住这里的可能性极低，不管他是否继续留在警察局服务。我在海洋大道一家药房的公用电话亭拨安东尼里给我的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接听电话。我问她我可否和哈弗梅耶先生讲话。她停了一下，“哈弗梅耶不住这里。”
我正要为打错电话道歉，但她接着又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哈弗梅耶先生。”
“你是哈弗梅耶太太吗?”
“是的。”
我说：“很抱歉打扰你，哈弗梅耶太太。以前你丈夫任职的六十一分局里的一位刑警给我这个电话号码。我想找……”
“我的前夫。”
她讲话有一种没有高低的特质，好像她不慌不忙地把自己从她正在讲的话中分离出来。我注意到康复后的心理疾病患者说话时也有类似的特征。
“我找他是为了一件关于警察的事情。”我说。
“他不当警察已经有好多年了。”
“我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知道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
“不知道。”
“我想你不常见到他，哈弗梅耶太大，但你知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明白了。”
“哦，你明白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前夫。我每个月会收到一张支票。支票是直接寄到银行，存到我的账户里。我没见过我的前夫，也没有见到过支票。你明白吗?真的吗?”
这些话可能是带着感情陈述出来的，但是她的声音仍旧那么平铺直叙且事不关己的样子。
我没有说什么。
“他在曼哈顿，”她说，“也许他有电话，也许电话号码簿里就有。你可以找找看。我知道如果我不帮你找，你也会原谅我。”
“当然。”
“我很清楚事情很重要，”她说，“警察的事通常都很重要。”
药房里没有曼哈顿的电话号码簿，所以我请查号台的接线员帮我找。她找到了一位住西一百零三街的伯顿·哈弗梅耶。
我拨了那个号码，但没有人接听。
药房里有个午餐柜台。我坐在一张高脚椅上吃了一个烤奶酪三明治和一片过甜的樱桃派，并且喝了两杯没加牛奶的咖啡。咖啡还不错，但比不上简用过滤咖啡壶煮的那一种。
我想起她。我又走回电话旁，差点就拨了她的电话号码，但我拨的是哈弗梅耶的号码。这次他接电话了。
我说：“伯顿·哈弗梅耶吗?我是马修·斯卡德。我想知道今天下午我可不可以过来看你。”
“干什么?”
“关于警察方面的事。有些问题我想请教你。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
“你是警察吗?”
“他妈的。我以前是。”
“我也一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要跟我谈些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斯卡德，”我说，“事实上，这是个古老的故事了。我现在是个侦探，我在调查一个你在六十一分局处理过的案件。”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
“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谈吗?我想不出来我能提供给你什么有用的资料。我那时是个巡逻警员，我没有办过案……”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你那儿去一下。”
“我……”
“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
踌躇了一下，他有点发牢骚地说：“今天我休假，正打算要坐下来，喝几杯啤酒，看场球赛。”
“我们可以利用广告时间谈。”
他笑了，“好吧，你赢了。你知道住址吗?门铃上有名字，你什么时候来?”
“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
“那好。”
上西城是纽约另一个靠北的地带，但是本地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没有越过第九十六街。哈弗梅耶住在哥伦布和阿姆斯特丹之间一百零三街上一栋业已荒废的赤褐砂岩建筑物里，沿着街道两边都是这样的房子。邻近一带大致都很西班牙化。很多人坐在门前的阶梯上，一边听大型收音机，一边喝着棕色纸袋子里的美乐高品味生活啤酒。每三个女人中就有一个是怀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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