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也许我可以找到那个档案。”他说。他把我留在一张边缘满是香烟烧出的疤痕的桌子旁。过去两张桌子，有个卷起袖子的黑人刑警在打电话。听起来像是在和一个女人讲电话，而且不像在讲警察局的事。靠着较远那面墙的另一张桌子上有两个警察，一个穿制服一个穿便服，在讯问一个有着一头蓬乱黄发的十几岁少年。
安东尼里拿着一本薄薄的档案夹过来，丢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拿起来看，偶尔停下来在我的记事本上记些东西。我了解到这个受害人是住在黑林街二七五零号的苏珊·波托夫斯基。她二十九岁，两个孩子的妈妈，和她当建筑工人的丈夫分居。她和孩子住在两个家庭分租的双拼式房屋里。她住在较低楼层。她是在星期三下午大约两点时被杀的。两个孩子，男的八岁女的十岁，在下午三点半左右一起放学回家，发现他们的妈妈在厨房地板上，衣服被脱掉一部分，尸体上布满了戳刺的伤口。他们跑到街上尖叫直到巡逻警员出现。
“找到什么了吗?”
“也许。”我说。我抄下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姓名还有两个六十一分局刑警的名字。他们两个在本案转给中城北区前也到过黑林街的命案现场。我给安东尼里看这三个名字。“这些家伙中有哪一个还在这里工作的?”
“巡逻警员伯顿·哈弗梅耶，三级刑警肯尼斯·奥尔古德，一级刑警迈克尔·奎因。迈克尔·奎因在两三年前死了。他利用职务之便和一个搭档在W大道合开了一家烈酒专卖店，店里发生枪战，他被杀死了。真惨，在他死前两年他妻子也因癌症去世了，四个孩子被孤伶伶地留在世上，最大的一个才刚要上大学。你一定看过相关报道。”
“我想我看过。”
“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杀死他的家伙才被揪出来。凶手现在还活着，而他却已经死了。所以你去想吧。另外两个，奥尔古德和哈弗梅耶，我不认得这两个名字，所以他们一定在我来之前就离开六十一分局了。我来这儿几年了?五年?差不多。”
“你能查得出来他们到哪里去了吗?”
“我也许可以查得到。你究竟要问他们什么呢?”
“她的两个眼睛是否都被戳穿。”
“那个叫什么来着的人?菲茨罗伊?给你看的档案里没有验尸报告吗?”
我点点头。“两个眼睛都有。”
“所以?”
“你记得几年前的一件案子吗?他们从哈得逊河捞上来几个女人，说她们是淹死的。法医办公室里有个天才把一个颅骨拿出来当纸镇用，后来这个丑闻传了开来，因为事情炒得火热，终于第一次有人把这个骷髅头拿出来仔细查看，才发现里面有个弹孔。”
“我记得。她是一个从新泽西来的女人，嫁给一位医生，是不是她?”
“对。”
“我有个可靠的经验法则。假如有个医生的老婆被杀死，那一定是她丈夫做的。我不用找什么狗屁证据，医生总是做这档事。我不记得那个医生后来成功脱罪了没。”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了解你的意思。验尸报告对你没用。但是九年前的目击者又能有什么用呢?”
“不很有用。不过……”
“我来看看我能找到什么。”
这一次他去得久了一点，回来时表情有点怪。“这案子运气不好，”他说，“奥尔古德也死了。至于巡逻警员哈弗梅耶，他辞职不干了。”
“奥尔古德是怎么死的?”
“心脏病发作，大约一年前。他几年前转调出去了，到中央大道的总部去工作。有一天他突然倒在桌上死了。档案室里有个家伙从奥尔古德在这里工作时就认得他，并且正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就我所知，哈弗梅耶可能也已经死了。”
“他怎么了?”
他耸耸肩膀，“谁知道?在冰锥命案发生后没几个月，他就递辞呈回去过他的平民生活了。理由是不特定私人原因。他只做了两三年的警察。你知道新进人员的离职率是这样子的。他妈的，你自己就是个离职警察。私人原因，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
“我査出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这段时间里他可能已经搬过六次家了。假如联系不到，你可以试试市局。他在这里待得不够久，没有任何津贴可以领，但他们经常跟踪记录离职警察。”
“也许他还住在同一个的地方。”
“有可能。我祖母就还住在伊丽莎白街上那种有三间小房间的公寓里，她从巴勒莫下船以来一直住在那间公寓里。有些人固定不动，其他的人换房子像换他们的袜子一样。也许你走运。我还能帮你什么?”
“黑林街在哪儿?”
“命案现场?”他笑了。“天呀，你是只嗅觉敏锐的猎犬，”他说，“要先去嗅一嗅那是什么味儿，嗯?”
他告诉我该怎么走。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帮我，但是他不要我的钱。我感觉得到他可能不会要——有人要也有人不要——然而我还是向他提议：“你或许要买顶新帽子。”他走过来很坚定地露齿一笑，向我保证他有一柜子的新帽子。“这些日子以来，我也难得有机会戴帽子。”他说。我只是要给他二十五元，比之他所做的努力实在是很廉价。“在安静的分局里时间过得很慢。”他说，“我刚才提供给你的东西对你能有多少帮助呢?对波朗坡的那个案子你心里已经有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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