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其他的难题。这些人大部分在文化版图上都赫赫有名。许多人不是社会名流，就是出自名门望族。
而其中，人文和科学领域的人又占了大多数，有戏剧界、商业界、金融界甚至政治界的人士。精神科医生们说，不管这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绝对不能把这些人当做流氓小偷等一般嫌疑犯等同对待。怎么侦讯他们?可以问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问题必须避免，而且由谁来决定?谁负责讯问，而且在何时、何地?
整件事看起来好像行不通。
大约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多数人都满意的解决方式才出笼。这个办法是，既然大家都承认没有一套单一的操作标准是可以普遍适用的，所以结论就是：必须针对不同的病人量体裁衣。
于是，卡扎利斯医生主持的五人委员会便和奎因警官合作，在不暴露侦讯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谨慎地拟出了一份主要的侦讯问题。每一名参与这项调查的医生都会收到一份列为机密等级的副本。然后，各个医生便在自己的诊所，对他认为有嫌疑却不适合交给其他人处理的病人自行在诊疗时间进行询问。他们也同意将诊疗的内容提交给委员会。而那些经医生判断可以交由他人访谈而不致危害医疗过程的病人，则由五个委员中任何一人的诊所内直接处理。除非在医疗询问的最后阶段有证据显示其必要性，否则警方不可与任何一名病人接触。即使真正到了这个阶段，重心也都是放在如何保护病人上，尽量避免为追查物证而折磨当事者。此外，对嫌疑犯的调查程序必须尽可能间接通过他人进行，而不能直接问他。
在警方看来，这种做法愚蠢至极，令他们十分不快。然而，正如已经开始露出疲惫状态的卡扎利斯医生对警察局长和奎因警官所说的，除非如此，否则就根本不要调查了。
警官无奈地两手一挥，他的长官则仍旧彬彬有礼地说，他原本期望的是一个可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远景。
显然，市长也是这么想。在政府一次不愉快的会议当中，卡扎利斯医生一点儿都不肯让步，坚持他和其他参与这项调查计划的医生都不再接受新闻界的采访。
「我以我的专业经验对你发誓，市长先生，只要有一个病人的名字泄漏给新闻界，整件事情就立刻完蛋。」
市长愁容满面地回答：「是，是，卡扎利斯医生，我在这之前没想清楚。祝你一切顺利，请继续努力，好吗?」
可是等精神医生一离开，市长就对着他的机要秘书恶毒地批评了他一番：「简直是该死的埃勒里·奎因那一套的翻版。对了，贝蒂，那个家伙最近在搞什么名堂?」
市长的「特命调查员」最近在搞的名堂就是走上街头。
这些日子以来，可能有人曾看见——事实上局里的确有些人看见——埃勒里常在不寻常的时间，或者在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遇害的东十九街大楼对面的人行道上闲逛，或者在过去艾伯内希居住而现在已由一对危地马拉驻联合国人员夫妇接手的公寓外面呆立，或者在葛莱美西公园和联合广场附近游荡;有时则在西四十四街维奥莱特·史密斯与死神调情的公寓底下的意大利餐馆静静地吃比萨，或者靠在顶楼走道的栏杆上，听着从公寓里传出的断断续续的钢琴声，在这套公寓的门上用图钉钉着一幅大海报，上面写着：
就是这里，没错!
凡要在这里张贴广告者、消防人员、闻声而来者、收集珍珠者和多管闲事的家伙，一概止步!
作曲家在工作中!
不然，就是在乔西区一栋廉价公寓的楼梯间，即发现莱恩·欧莱利的尸体的地方东张西望;有时候则是跑到谢瑞登广场地下铁站，坐在往上城方向月台尾端的长条凳子上和荡女莫妮卡·麦凯尔的鬼影做伴;要不就在东一O二街后院的晾衣绳底下四处徘徊，只是从来没遇见肥胖的西蒙·菲利普斯那个已经摆脱束缚的表妹;或者在一群黑人小孩的围绕下，站在西一二八街一栋房子的铜铸栏杆前面，然后，混在黑皮肤和红皮肤的人群当中，沿着莱诺克斯大道走到中央公园一一O街的入口，不是坐在离公园入口不远的一张椅子上，就是坐在附近一块石头上，比阿特丽斯·维利金就是在那儿得道登天陨命绳下。有时他从第五大道沿着东八十四街路过覆着天篷的派克理斯特大楼大门，走到麦迪逊大道，往前走，又走回来，绕着那个街区走一圈，或者跑进派克理斯特大楼附近一栋公寓，搭私人电梯上顶楼——屋主已经出城避暑去了——在那儿他多半眺望隔壁的阳台，栏杆后面就是雷诺·理查森手里抓着《永远的琥珀》，在勒颈之下痉挛挣扎的地方。
在走访的途中，埃勒里几乎不和任何人讲话。
同样在这些地点，他白天也来，晚上也来，仿佛希望以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些地方。
他一次又一次地采访七件谋杀案的现场。有一回，被一名不认识他的刑警逮捕，被当成嫌疑犯带到最近的派出所，拘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奎因警官赶到，才验明正身。
如果有人问他在做什么，这位市长的特命调查员可能会无言以对。这种事难以用言语表达。能把恐怖具体化，甚至呈现全貌吗?这个恐怖化身的足迹踏遍这里所有的人行道，可是连个分子大的痕迹都没留下来。你只有随着他不留痕迹的路线，怀抱希望顺风嗅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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