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贼歪了歪脑袋。这说法有可能，但他却觉得不对劲。牡丹奶奶自导自演说虽可成立，却无法说明塔子她们当时为何正好待在那里。木贼现在确信她们在那儿喝酒绝非偶然；倘若她们真是出于好奇心喝酒，即使季里子的祖父再怎么开明，也不会挑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共场所喝酒吧！照理说，应该会选在某人的房间——比如家人不在的塔子房间——才是啊！木贼感到这群女孩们别有用心。
但若喝酒不是偶然，就只剩下女孩们是共犯的解释。正当木贼为了这个事实叹息之时，突然灵光一闪：假如塔子她们喝酒并非偶然，且没作伪证的话……换句话说，真的没有可疑男子出入药局的话，那代表什么？
作伪证的变成喜一。令人惊讶的是，假设戴着白口罩与墨镜的男人从未存在过，也完全说得通。为什么他从未想过这个可能性？犯人就是喜一。
不，慢着。若喜一自行破坏保险箱并拿走了钱，那钱到哪儿去了呢？藏起来了吗？不可能。既然警方调查过他家，用一般的藏法应该会被发现——对了！邮件……答案出人意料地轻易浮现。喜一将钱装入信封，和暑期问候卡一起丢入邮筒中；只要他胡捏收件地址，日后信件便会退还给寄件人。喜一脑筋那么好，为了避免被怀疑，肯定计划得极为周全。
但犯人若是喜一，塔子她们又是扮演什么角色？木贼无法理解。假如她们是刻意选在那个时地喝酒，代表她们和喜一是共犯？但假使如此，塔子等人应该宣称自己也看到了喜一目击的男人才是啊！为何反而照实说？
照实说……木贼的视野倏地由负片反转为正片，他恍然大悟。或许塔子她们是刻意在“牡丹药局”前“监视”，以妨碍喜一犯罪。当然，这个假设要成立，得建立在塔子等人事先得知喜一计划的前提上。她们可能事先得知喜一的计划吗？
或许可能——经由喜一的姊姊增子。也许喜一陶醉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将计划钜细靡遗地写在日记之中，又阴错阳差地被增子看见……
于是，增子找了死党季里子商量，但季里子也无计可施；她们又拉塔子入伙，但塔子那丫头只会大惊小怪，肯定帮不上忙。能监视药局门口的场所只有酒馆的柜台，因此她们姑且以未成年饮酒为烟雾弹，守在那儿。这么大胆的点子是谁想出来的？虽然没有根据，但木贼总觉得是第四个人——班长——的主意。她不只提供点子，又判断人数越多越有利于提升目击证词的可信度，因此加以协助。
不，慢着。推敲至此，木贼遇到了瓶颈。虽然塔子她们在外监视，喜一依旧实行了计划。喜一自然也看得见塔子她们喝酒，但这并未发挥抑制作用；或许喜一认定塔子等人已喝醉，无法提供确切的证词吧！话说回来……
木贼觉得不可思议。塔子等人不惜付出被辅导的代价进行妨碍，但行动未免稍嫌消极了一点。她们大可在喜一有动静时，派个人伪装成客人造访“壮丹药局”，随便编造藉口，赖在店门前不走；如此一来，喜一自然做不了有效的伪证。既然打算妨碍，至少得有这些行动吧！
或是她们自忖无法阻止喜一实行计划，因此志不在妨碍？喜一企图将罪行推到虚构的男人身上，而塔子等人的任务，似乎于证明该男子并不存在的阶段便告结束；她们就此满足了？
不……不，或许这正是塔子等人的目的——木贼突然思及这个可能性。成为代罪羔羊的虚构男人。
倘若她们真正的目的便是拯救那个男人——不，追根究柢，那个男人真的是“虚构”的存在吗？
喜一是怎么指证的？他说有个戴着口罩及墨镜的可疑男子走出药局，并往木贼家的方向而去；假如少了塔子等人的证词，木贼岂不是沾上嫌疑？当时他的工作多半在外头跑，无法提出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再说……木贼想到了一件事，更是胆战心惊。当时的自己也有动机。一个疯狂沉迷于小钢珠、甚至把薪水全数花完的男人，会因为没钱打小钢珠而觊觎邻居老奶奶的私房钱，也不足为奇啊！
喜一连这点都计算过了？随着一阵战栗，木贼更想起了某个决定性的关键。案发数天前，暑假刚开始时，木贼到“牡丹药局”去买感冒药；那时他想替喜一做工艺作业，因此伸手去拿搁在一旁的工具。虽然最后喜一没让他帮忙，但他那时碰到的工具是什么？
是铁槌……敲坏保险箱的铁槌柄上清楚地留有木贼的指纹。当然，警方必然会认定喜一以外的残留指纹便是犯人的指纹。
或许——木贼继续思考，态度冷静得连他自己都大为意外——木贼偶然在铁槌上留下指纹，喜一才想出这个计划的。为了让自己摆脱嫌疑，喜一需要代罪羔羊；他打算将罪行推到木贼头上。喜一唯一的失败便是将计划钜细靡遗地写在日记上，且被姊姊增子偷看到……
若是没有这个瑕疵，或许木贼便如喜一计划的一般，被当成小偷逮捕。塔子她们在这紧要关头以舍身战法救了他，他的女儿塔子……
“——果然是被偷的。”这句对白让茫然自失的木贼回过神来。一看之下，在接待室附近偷听两名刑警与瓶窥高子说话的白鹿毛铃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被杀的被害人似乎就是那些迷魂大盗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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