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马毕先生、马毕夫人。”
“啊,早安。”
“早安,罗兰德先生,今天真是好天气。”
马毕夫妇是一对非常开朗的夫妻,两人的头发都白得有如阿尔卑斯山上的白雪。瘦瘦的马毕先生曾在战争中负伤,右脚微跛。相较之下,马毕夫人显得比较丰腴,工作热心且正直,他们也是典型的亚尔萨斯人。
那只小型犬轻声吠叫,罗兰德也朝那只梗犬打了声招呼,它就与它的名字“波特斯”一样,是只勇敢的小动物,罗兰德从小就喜欢动物。
与老夫妇道别后,罗兰德继续往前走。
亚尔萨斯的史特拉斯堡位在法国北侧,隔莱茵河与德国为邻,这块土地与内侧的洛林区都曾是德法两国利己主义之下的牺牲品。基于地理、军事等众多因素,两国间争端不断,造成有些土地割让给德国,有些地方并入法国领土、而居于其上的人们则饱受归属屡屡变更的悲惨滋味。
在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世纪里,亚尔萨斯曾是德国领地,也曾是法国领土,或是从属其中一国的自治区,身份不断变更,但可悲的是,亚尔萨斯从来无法成为独立的亚尔萨斯。
结果,受迫害、被虐待的都是亚尔萨斯人。他们一直为自治而战,但在两大国猛烈的合并政策下,亚尔萨斯这块土地仍是惨遭蹂躏,财富、母语与信仰都被剥夺了,这些人身、物质上的残害,比起法国的三十年战争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解放的亚尔萨斯成为法国领土,政局乍看之下已恢复稳定,但其实多数的亚尔萨斯人内心仍期望能独立。罗兰德并非好战的亚尔萨斯人,但在心底深处,他也以身为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而自豪。
罗兰德赴巴黎求学是二十岁的事。一开始,听到他讲亚尔萨斯语的法国友人都不掩轻蔑地嘲笑说:“听起来真像塞尔特语。”当然,亚尔萨斯语并不属于塞尔特语系,而是日耳曼语系的方言,而罗兰德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同,可说费尽了苦心。然而,就算亚尔萨斯属于法国领土,但法国人对亚尔萨斯的无知、不解与偏见仍是根深蒂固。罗兰德曾愤慨地想,既然如此,成为德国领土或许还好得多吧!
对亚尔萨斯与其上的人们来说,所有事物都具有双重性质。亚尔萨斯这块土地既属于德国,也属于法国;亚尔萨斯人既是德国人,也是法国人;就连文化、社会、经济、历史都有德国派与法国派。至于种族、信仰,以及独特性又如何?例如宗教,从前以新教徒居多,在被法国占领的期间,许多人却被迫改信天主教。
这种差别在战时更为显著。德国人骂他们是“法国混蛋,背叛者”,法国人则痛批他们是“普鲁士人,特务走狗”。罗兰德父亲那一代的人,小时候先是被迫以德语为母语,后来又被迫学习法语,因而许多亚尔萨斯人都能流利地使用两国语言。
到了最后,亚尔萨斯人终究是亚尔萨斯人,但这却是最不被允许的事。自我的存在、自我、心理,这些都被德国与法国的双重性撕裂,永难一致——多数亚尔萨斯人至今仍抱持这种想法。
罗兰德心中的不满也是源于此。他热爱亚尔萨斯这块土地,却也恨它成为令自己痛苦的枷锁,这应该就是近亲憎恶吧!
代表史特拉斯堡的地标很多,葛登堡广场是其中之一,在广场左前方可以看见另一个地标——圣母院大教堂的高耸尖塔。在那附近有戏院与商店林立的街道,如刺枪般尖锐的高塔仿佛直直刺入街道上方的万里晴空。
一般而言,只要提到圣母院,就会令人联想到巴黎塞特岛上的哥德式圣母院大教堂(Cathdrale Notre-Dame)
,但原文本就有“圣母玛莉亚”之意,再加上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这段时间流行祭拜圣母的背景,因此便成为这时期所建的教堂的共同名称。
通常,法国哥德式的教堂或圣母院,其正面两侧各有一座华丽的尖塔,与嵌有蔷薇花窗的正面墙壁形成对称美感。然而,这个城市的圣母院只有一个尖塔,而且是位在建筑物左侧,因而更显得尖塔高耸入云。尖塔高达四百二十公尺,登塔远眺时,除了能看见南边的孚日山脉,还可见到远在东方的德国黑森林。
而葛登堡广场的名字,当然是取自十五世纪成就活版印刷技术的德国人葛登堡之名。由于他的功劳,今日人们才能透过书籍这种简便的传播媒体,共同拥有并传承广泛的知识。广场正中央还有一尊他自信满满阅读报纸的雕像。
走进自圣母院前方广场延伸而出的梅斯耶尔路,触目所及皆是木造房屋,走到街底,转头仍能望见圣母院雄伟地伫立在彼端——艳丽的红色砂岩筑起的外墙上除了绵密精巧的雕刻,还有图案繁复华丽的蔷薇窗,更衬托其沉稳典雅的风情。
罗兰德转进一条岔路,直接走向旅馆,登上低矮石阶进入。旅馆大门上的门铃轻轻响起,他正想请人通知安杰姆助理检察官时,一名穿灰色人字织形西装、充满都会气质的男子从旁边的楼梯走下来。他的帽子遮住了眼睛,手臂上挂着大衣,浓密黝黑的胡须令人印象深刻。
“早安!”罗兰德走过去,率先打了招呼。
“是罗兰德啊!”步下楼梯的安杰姆先是一脸惊讶,随即展开亲切的笑容,伸出手。
两人的双手牢牢互握。上次见面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罗兰德心中那份尊敬、信赖,以及如亲情般的感情再度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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