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画画?”
“画画和制图都行。他是个天才，好像是被一位时装女制图家发现的。后来她组织了他的作品展览，向新闻界荐举了他。”
“先生，不过我认为他不可能因为自己的画而得到五百万美元。”菲尔说。
“当然不会。可他卖画就足以在学院里弥补他所受教育的不足。”
“或许我们知道发现他的那位女绘图家的名字。她叫莉莎吧?”
“没错，杰瑞。她叫莉莎·富兰克林，就是他随身带着她相片的那个女人。住址是：克里斯托弗街26号。她住在格林威治村的一所小房子里。我让人打电话，但没人接。请你们走一趟吧!”
“可以，先生。钱被抢劫了吗?”
海先生摇摇头。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报失共有六种货币的这五百万美元。”
一幢小房子前面带一个小小的花园——在村子里还有这种老式住宅。外面是传统的花饰，里面凉爽宜人。白色的皮椅，黑色的玻璃板，镀铬的架子，无不散发着现代气息。
死去的男子的照片镶着银框放在写字台上，边上靠着一台日本录音机。
没有暴力的迹象，然而我们都知道在这套住房里发生了非常事件，因为钥匙还从外面插在锁孔里。
我小心地抓住录音机，掼动“放送”键。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吧!”
有一个人的喘息声，抑制着的呻吟。接着是一个女人犹犹豫豫的声音：
“亲爱的杰拉尔德，赋予你……”
我摁下“停止”，然后又倒回，再次按“放送”键。
“说吧!”一个盛气凌人的残暴的声音。
我拧到最大音量。
“亲爱的杰拉尔德，赋予你一桩重要委托的人扣留了我。全得看你，我们是不是能再相见。只有当他得到与那些钱等值的数量时，我才会被他释放。否则我就会丧命。请别扔下我不管，杰拉尔德。照这人说的做。我肯定他会遵守他的诺言。
“你该不会忘记我吧，杰拉尔德?!请快回来……”
我关掉录音机。
“现在怎么办?”菲尔问道，眼睛并没有望着我，而是从我身边盯住那张照片。
“这得由海先生决定!”我回答。
我很高兴，不是由我来决定莉莎·富兰克林的命运。
“您的行李超重九磅，拉弗特先生。”希腊航空公司办理登记手续的女服务员客气地说。
“行，我付超重费。”我边回答，边从磅秤上拎起黑色鳄鱼皮箱。
“行李不托运吗，先生?”
“不，我随身携带。”
“皮箱太大，不宜带入机舱，先生。只允许随身携带手提行李。请您把皮箱交付托运。”
我微微一笑，或者确切地说，我朝她露一露我的牙齿。
“亲爱的，我是头等舱旅客，如果您阻止我把该死的皮箱带进飞机，我马上改订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我提高了嗓门，“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十一小时的飞行中以打瞌睡、吃东西和观看三流影片来打发时间。我必须工作。”我敲打着箱子。“在你们这架该死的飞机里我将决定由哪位姑娘在一部好莱坞的辉煌巨制中担纲主要角色，而我得一一过目这箱子里的上千张照片，挑选出其中的一位姑娘。”
她让步了。“您请便吧，先生。如果领班提出批评，我们公司就会给我警告处分了。”
“我一回来您就告诉我。”
我招手唤过一个行李员，向他指一下箱子。行李员立即把皮革包裹着的五百万放在他的行李车上。
“几号登机门，先生?”
“16-A!”
第一道小小的障碍我总算越过了。把箱子放在飞机的行李舱里托运是非常冒险的事。经常会出现行李没有到达预定地点的情况。我可不愿意冒非得在孟买找箱子不可的危险。再说，看上去很有诱惑力的行李有时候在交托和装载之间的时间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大飞机场正如大城市一样，也有自己的黑帮组织。我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曾经就试图阻止过某空港黑帮的恶劣行径。
行李员把箱子抬到监控传送带上。我在一旁瞧着它滑过监控装置，并且自动通过栏木。
没有警告信号!没有灯光闪动。
射线对纸张不会作出反应，而左轮手枪我已经留在家里。
我把皮箱拖进飞机机舱。
一位航空小姐接待了我。
“您的位置是4A，先生。我可以替您提箱子吗?”
“我自己提。我可不愿意把您压垮了。”
这是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对于所有的航空公司来说，似乎都值得以大型喷气式客机飞往纽约，而无论飞机来自哪个国家。在纽约居住着那么多原籍为本土的希腊人、德国人、伊朗人、中国人、日本人，单是亲戚的造访就足以把所有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塞得满满当当。
尽管如此，头等舱里还是有空闲的位子。我看了看周围。
几位头发灰白的老先生在无聊地翻阅报纸。一位戴角边眼镜的秃头在认真研究一张写满数字的单子，在他的小计算器上敲打着长长的一行又一行的数字。在过道那一边就座的两位绅士正用口音极重的英语讨论着什么。我只听到一些单个的词，如吨位、货物运费、运输合同等等。我这是在清一色的希腊船主们的圈子里飞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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