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去关上门，锁已经坏了，地上有个门链的金属片，我找到不锈钢棒，并把它装回去。我不打算停留太久，但是希望我在那里的时候不会被打扰。
电话被拿了下来。房子里没有挣扎的迹象，所以我猜杀手故意拿开电话延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如果杀手这么聪明，那么屋里就不会留下指纹，不过我还是小心地不要加上我自己的，或者涂掉凶手不慎留下的指纹。
他什么时候被杀的？床还没铺过，但是也许他每天都不铺床，独居的男人通常都不铺的。我来找他的时候他铺了床吗？我想了想，但是我发现我无法确定他有或没有。我记得有个干净整齐的印象，因此床可能是铺好的，但是我同时也对这个房间有个舒适的印象，这又足够支持一张没铺好的床的存在。我越想越觉得铺没铺都没什么差别，法医会鉴定出死亡时间，我也不急着想知道我可能从他身上得到的讯息。
于是我坐在床边看着道格拉斯·富尔曼，同时试着回想他的声音和他的模样。
他曾经试图与我联络，一次又一次，而我不愿接他的电话，因为我有一点气恼他对我的隐瞒，因为我当时正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而她用尽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对我来说，那是段宛如小说一般的经验，而我连一刻也不愿让它的浓度降低。
如果我接了他的电话呢？嗯，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他此刻再也无法告诉我的事，但是他找我却更像是他只想确认，对于他和波提雅·卡尔的关系，我猜到了些什么。
如果我接了他的电话，他现在会活着吗？
我可以浪费一整天的时间坐在他的床上，问我自己这样的问题。而无论答案是什么，我已经浪费了够多的时间。
我松开门链，把门打开一条缝。走廊是空的，我出了富尔曼的房间走下楼，并且走出那栋大楼，一路没有碰到半个人。
中城北区分局——就是过去的第十八分局——就在距离我的所在之处几个街区的西五十四街上。我从一个叫做第二次机会的酒吧里打电话给警方。店里只有两个喝葡萄酒的客人，而我看起来像是躲在电话间里的第三个酒鬼。电话被接起之后，我给了他们富尔曼的地址，然后告诉他们有个男人在那里被杀了，当值勤警员很有耐性地问我的名字时，我便挂上了听筒。
我赶忙跳上出租车。地铁比较快，所以我搭出租车到刚过了布鲁克林桥的克拉克街地铁站，我必须问清地铁的方向，才知道怎么去皮尔庞特街。
这个街区的房子大部分使用褐石。利昂·曼区住的大楼高十四层，跟附近的建筑比起来非常巨大。管理员是个结实强壮的黑人，三道深深的横线划过他的前额。
“利昂·曼区。”我说。
他摇摇头。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对了一下他的地址，然后看了看管理员。
“你的地址是对的，”他说。他带着印第安人的口音，从他发的“a”音就很明显地可以听得出来。“问题是，你挑错了日子。”
“他在等我。”
“曼区先生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搬家了？”似乎不可能。
“他不想等电梯，”他说，“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捷径。”
“你在说什么？”
这个玩笑，我后来发现，并不失礼，他只是企图说些难以表达的事情。现在，他放弃了这个办法，直接说：“他跳窗了，就掉在那儿。”他指着看起来与其他部分没什么两样的一块人行道。“他落在那儿。”他重复了一次。
“什么时候？”
“昨晚。”他摸着额头，然后做了一个类似屈膝膜拜的姿势。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个人的宗教仪式，还是我不熟悉的某个宗教的一部分。“那时候是阿尔曼值班，如果我上班的时候有个人跳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死了吗？”
他看着我，“你说呢，先生？曼区先生住在十四楼，你说呢？”
最近的一个、并受理这件案子的分局，在靠近霍尔区的杰罗门街上。我很幸运，认得那里一个姓金塞拉的警察，几年前我曾经与他共事过。更幸运的是，他显然没听说我在为杰里·布罗菲尔德做事，所以他没有理由不与我合作。
“昨晚发生的事。”他说，“事发的时候我不在，但事情看起来相当干净利落，马修。”他弄齐几份文件，放在桌上。“曼区一个人住，我猜他是个同性恋。住在那个区的单身男人，你可以自己下结论，十之八九是同性恋。”
而另外十之一二可能是厕奴。
“现在我们来瞧瞧：从窗户跳出来，头先着地，抵达阿德尔菲医院时死亡。根据口袋中的东西和衣服标签，以及打开的窗户判别身分。”
“没有亲人指认吗？”
“就我所知没有，这里没有注明。你对他的死是不是有疑问？如果你要去看，那是你的事，但是他是头先落地的，所以——”
“我从没见过他。他跳楼的时候是一个人吗？”金塞拉点点头。“有目击者吗？”
“没有。但是他留了一张纸条，在他书桌的打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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