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过是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了，砖便丢了。从此以后，衮衮诸公，钟鸣鼎食，使着伎俩争位子，变着法儿捞银子，想着花样玩婊子！
我明白这些道理又有什么用呢？
有时候，东西卖不掉了，我们便只有去当铺的份儿。当铺的钱更少，这些剥皮抽筋的主儿，一个比一个更狠！
如今，这屋里最多的就是这些书了。一大早，我选了两本又厚又大的书——一本古籍一本西译，去了当铺。
远远的，就看见了那块大大的、红红的当牌，仿佛张着的一个血盆大口。走到大红门前，来来往往已经有很多人了。我明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穷得揭不开锅了。我跨过那道又高又宽的门坎儿，掂着脚尖，将书递上那高高的柜台。
那个吊额鼓腮的老头儿，眼镜耷拉在鼻梁上，鸡爪似的手拨动算珠子的声音象洒豆子。他斜眼看了看我，头摇得象货郎鼓，声音象冰块似的：“拿走，不当书！”
我刚要哀求他多少给当了，却见他已将书丢出了门外，叫我滚蛋！我回过头去，看着后面那一排排菜青色的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从此不食人间烟火。
又羞又辱中，我红了脸，拿眼瞪了那个铁公鸡似的掌柜一下，却被屋后那条又黑又壮恶狗的呜咽声下了一大跳，那个家伙，一蹦一跳，弄得铁链子唰唰作响。我知道，这东西又想仗人势了。
被蛇吓过的，连麻绳也怕。我跑出大门，连书都没捡，象躲鬼似的逃回了家。
姐姐见我两手空空，眼中含着泪，继续糊着小山似的纸盒。
屋里，妈妈还在昏昏沉沉地睡着。我伏在妈妈床头，哭着对她说：“妈妈，你可千万不能死，不然，我们的路都走到头了！”
冥冥之中，不知是什么样的定数，也许是命不该绝，妈妈的病一治一拖，最后竟然好转了。我并不感谢老天，这个世界上，谁也不会给我们活路，我们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我们命大！
醒来后，妈妈看着徒有四壁的屋子，知道我们为了她的病，什么办法都想尽了。
妈妈挣扎着下了床，去缸里看了看，里面什么都没有。靠着缸边，妈妈呆立了一下，长喘了一口气，然后去里屋的箱子底下，拿出一块纱来——那是她嫁人时的红盖头。
妈妈拿着那红盖头，摸了摸那上面的细珠子，咬咬牙，叫我拿去当了。我恨当铺老板够一样看人的眼光，把红盖头给了姐姐。姐姐什么都没说，红着眼睛，拿着走了。
看着姐姐出去，妈妈长长吁了一口气，对我说：“有爸爸的消息吗？”
我摇摇头。
妈妈不再说什么，弓着虚弱的身子，双手抱着膝，坐在凳子上一阵发呆。
不一会儿，姐姐回来了。妈妈接过钱，去了街上，买回一点儿粮食，为我们熬了稀糊。
两天后，妈妈带着病出去了。糊纸盒糊不了口，她还要去找一份工作。望着妈妈一步一步离开，我不由泪眼婆娑。想不到，我们只过了几年好日子，短短几年之后，我们又要回到当初的苦境，为饥忙，为寒忙，奔来奔去，不知还有多少的活路？
世事真的难以预料，这一次，妈妈竟然几天之中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帮人家扎花圈。
这年头，仗越打越凶，越打越宽，越打越久，死的人越多，白喜店里的生意自然越好。
这个世界，只要是人，都难逃一死！
兵匪官绅，他们虽然害死了不少人，一旦他们短了命，也逃不掉棺材铺里买棺材，花圈店里买花圈，然后，往土里一埋，气化风，肉化泥。在生里，东拼西打，聚金敛银，死了，却带不走半分文，都给了不孝的儿孙。
有了这两样工作，我们终于可以维持活命了。
我们活着，一天一天地看着别人死去！
天下的穷人，又何曾死得尽？眼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乞丐和难民，象信潮的鱼群一样，占据了生存的每一个空间。一时间，死了的，一张草席，几张纸钱，一个花圈，就了结了一生的哭笑与恩怨！将死的，数生呻吟，几翻挣扎，象被人钓上岸的鱼一样，做一些徒劳的求生罢了。那离死远着的，坐在地上，只有长长的叹息，只有长长的痛泣。
我清楚，这就是水灾、旱灾、虫灾、疫灾、兵灾带来的结果。一遇上这样的年景，死人就象割麦子一样，一倒一大片。
看着死的人多了，我有了一个主意，对妈妈说：“不如我们自己开个花圈店。”妈妈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几根竹条，几张花纸，我们还买得起。我们自己做，自己卖，省得看别人的脸色，受别人的盘剥。
我们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解决了肚子和身子，这使我们一家非常的高兴，虽然我们赚的是死人的钱，但靠的是我们自己的手，而且，我们比别人卖的便宜，还送货上门，所以许多人都往我们这儿来。
人世间，竟然有这样的事，因为我们卖得好，卖得比别人便宜，便有人上门来找我们的茬子。
我们干干净净做人，本本份份做生意，从没得罪过人；同行是冤家，我知道是谁派他们来的。他们看到我们赚了钱，上面红了眼，下面就黑了心！
那几个流氓，斜穿衣服，歪戴帽子，走路腿一撩一撩的，眼里冒着冷光，嘴里哼着下流曲儿。
来到店里，一个流氓说：“娘们，给点烟钱？”
我们不理他们。
另一个流氓说：“那就给点酒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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