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了解的，我的一切、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连我的名字都是!他带我进这个家，为我提供最好的照顾，那是一种真正的奉献和牺牲。而他的弟弟却老是不断地刺激他、说他有多么的傻。他教育我，从我开始和那些小孩在一起用黏黏土捏东西玩时，他就鼓励我成为雕塑家。他送我到外国去，又把我找回来。让我能够在没有经济顾虑的情况下继续我的工作。我是他的三个继承人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逼我做什么事情或是责怪我，不管是对我没有做出成功的作品，或是对于我的懒惰等等……你自己昨天晚上也看到他做了什么事——为我买了一座博物馆，让我能够有一个可以立即展示才华——不管是什么才华——的空间。即便我是犹大【注】，我也不会伤害他或让他伤心。我是说，我不会想要那样做。他是我生存的理由。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霍华德，你的意思是说，”埃勒里微笑着说，“他所做的一切，就像他所应该做的，或者说，身为你的父亲应该做的?”
霍华德生气地说：“我本来就不指望你会了解!”然后他跳出车子，走向那块大圆石，坐到圆石表面的青苔上，踢一片小石头，踢不到，便弯下腰捡起来，抛向湖里的圆木。
那几只鸟又飞了起来。
“那是霍华德的故事，”莎丽说，“现在我来给你讲我的故事。”
埃勒里坐得靠近一点，莎丽转过身来，盘腿坐着。这次，她接受他递来的香烟，抽了一会儿，把手放在方向盘上，看起来像在找一个恰当的开场白。霍华德看了她一眼，随即便望向别处。
“我原来的名字是莎拉·梅森，”她有点犹像地开始，“是没有h结尾的莎拉，我妈妈特别在意这点，她在《记事报》上看到这个拼法，觉得很优雅……是迪兹开始叫我莎丽的，”她淡淡地笑了笑，“还有其他事情，也是由迪兹开始的。
“我爸爸以前在黄麻纤维厂工作，除了黄麻还有旧布回纺。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黄麻厂，在迪兹买下它之前，这厂子像个通往地狱之门，是迪兹将它弄得像样点的。现在这家工厂经营得很成功，生产出来的黄麻可以用来做很多东西，好像还可以用来做留声机的唱片——是黄麻还是旧布回纺?我老是记不起来。总之，迪兹接管整座厂，然后重新整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开除我爸爸。”
莎丽抬起头来：“爸爸是个差劲的人，他在工厂里做的工作，通常是给女人做的，因为不需要技术，也很简单，但是他连那样的工作也做不好。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也做过很多事情，但是没有一件是成功的。他喝酒，喝醉了之后就打妈妈。他从来不打我——因为从来就没有机会。我很小就学会了如何躲着他。”她又淡淡地笑了，“我是达尔文理论的很好的例子。我有一群兄弟姐妹，但我是唯一生存下来的，其他的不是夭折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在想，我本来也会死，如果不是爸爸先死的话——还有妈妈。”
“噢。”埃勒里说。
“在爸爸被开除后几个月，他们都先后去世了。爸爸没有再找到别的工作。一天早上，有人在威洛河里发现了他，他们说看见他在前一天晚上喝醉了，摔下去然后就淹死了。两天后，妈妈被送到莱特镇医院，准备生下她不知多少个之后的又一个孩子，是个早产儿，结果，胎儿一生下来就是死的，妈妈也跟着去世了，那时候我才九岁。”
那是波利街典型的个人历史，埃勒里心想。但他开始困惑：坐在他身旁的莎丽，怎么一点也没有那种历史中的影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奇迹是很少见的。一身邋遢的莎拉·梅森，怎样成为的莎丽·范霍恩?
她又笑了：“这真的没什么神奇的，埃勒里。”
“你真是个令人气恼的女人，”埃勒里说，“好吧，怎么会呢?”
“是迪兹。当时我年纪很小，又身无分文，仅有的亲戚，一个住在新泽西，那是妈妈的表亲;另一个住在辛辛那提，是爸爸的一个兄弟;而他们都不想要我。喔，因为他们也很穷，而且有一大家子，我不会怪他们。那时，我正要被法院送到斯洛克姆孤儿院去。也就是那时，迪兹听到我的事情，他是医院的受托管人之一，有人告诉他我妈妈去世，留下一个孤儿……
“他从来没见过我，但是当他知道我是麦特·梅森——一个被他开除的员工——的女儿……我常常问他为什么操这个心，他都笑着说，那是一见钟情。他第一次见到我，是当他到布拉斯科太太在波利街的房子时，她是我们的邻居，是她收留我的，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她的样子，高大、结实、戴着金边眼镜的慈爱的女人。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布拉斯科太太正在点蜡烛，她们是犹太人，我记得她向我解释过，犹太人在星期五晚上点蜡烛，是因为在星期五的太阳下山后，便是安息日的开始，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好几千年。
“我还印象深刻地记得，门上响起敲门声，小菲丽·布拉斯科去开门，一个巨大的身影走进来，看着四周的蜡烛和屋子里的小孩说：”哪一个是母亲刚刚去世的小孩?‘真是一见钟情!“莎丽又微笑，带着点神秘，”我当时是个肮脏、受惊的小鬼，手脚和身体都瘦巴巴的。我很害怕，所以我抗拒，像只巷子里的野猫，“这次她笑出声来，”我想这才是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幕，他想要把我抱到他的腿上，但是我挣扎，抓他的脸、踢他的脚。布拉斯科太太在旁边尖叫，那些小鬼也围着我又跳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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