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什么了么，我的朋友？
是的，晚上十点钟时莱奥诺蕾小姐看到的吕根曼先生，以及凌晨一点时侍应生所看到的吕根曼先生，实际上是由其他人假扮的！床头灯必须开着的理由，是为了避免在额外打开房间灯的情况下，扮装被人识破的可能性。
这里就存在着另一个疑点了：
莱奥诺蕾小姐究竟是不是吕根曼先生的另一个同谋呢？在1984年3月17日晚十点，她步入吕根曼房间的时候，是否已经得知了（不管是从哪种渠道——刻意、偶然甚至被迫）他老板的计划呢？
按照我的想法，假设莱奥诺蕾小姐对整个计划全然不知；那么，当她再次进入吕根曼先生房间，观察到床上的某人正以和四小时前相同的姿势，面朝上平躺着——那样当然不可能看不到脸，况且，她甚至还给他盖上了毯子！如果这样也不曾发现床上的那人不是自己至少这五年里日日面对的老板，似乎也有些太过蹊跷了。
当然，也可能那人的化装技法十分高明，又或者床头灯的灯光实在很昏暗，也或者莱奥诺蕾小姐一直认为“醉酒之后的人和平常看起来不太相似”，更或者她根本就没去在意——这些也算是说得过去的理由，使我不得不将这个细节标记为“疑点”。
还好，这些个疑点并不太影响整个案件的进程。我们还是可以将时间拨回到那天晚上点15分——吕根曼先生从出租车上下来不久，正忙着用现钞在那台不太好操作的自动售票机上购买下一趟开往自由意志市的“城际特快”车票。
梅尔市作为本州自动售票系统的试点城市，早在1978年就普及了当时号称全球最先进的无人自动售票机——最初的型号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说是“古董”也毫不稀奇：不仅输入站名的过程（从一张印得密密麻麻的站名对应表中找到相应的目的地站的数字编号）异常繁琐，出票时间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十分半钟——即使是新手的售票员也要比它快上不少。显然，我们的吕根曼先生选择它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它只认识现钞——即使眼前的买票人是一只狗都无所谓（这也算是自动化带给我们的好处之一）。
我们那懒散的国家铁路公司，成立至今四十多年来的下班时间都定在下午六点，即使是如自由意志市总火车站这样的大站，也仅只留下两个人在售票处值班：临时买票的人，加上是经常上电视的熟悉面孔，难免不会被人注意到——这些，吕根曼先生在计划的时候，也必定会加以考虑。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以我的角度来看，还算是比较合理的假设——作为霍费尔财团的老板，也完全可以事先花钱雇人去帮他买票，而他只需要按时到梅尔市的车站取票就可以了。
好的，我知道你们在咕哝些什么——你们恐怕在想，既然那家伙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干脆雇一个人去下手，而非要自己亲力亲为呢？冒着那么大的风险，还意外地赔上了自己女儿的性命：这个看似精心设计的计划，在执行方面怎么也觉得是有些多此一举呢！
我也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似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吕根曼先生选择这样做的心情：一个处在社会地位和财富顶端的男人，却娶了一个情夫多到数不清的妻子，甚至严重到了招来议论的程度?我们不妨联想一下那些世袭的贵族家庭里，自中世纪就延续下来的、光荣的骑士精神：如果事情发生在1884年，尊贵的霍费尔爵士的妻子背叛了他，他是会选择“卑劣地”雇佣一个暗杀者呢？还是会直接用手枪结束掉那可怜的不忠妇人的性命？
没错，凡尔纳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在皇族特权已经大大削弱的今天，贵族的后裔们如果还想要亲手处死不忠的妻子，也是得好好计划一番才行了。
是啊是啊，我已经说过的，这只是一种假设——如果吕根曼先生仅是为了不让太多人知情，或是他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让他放心的杀手，而被迫选择自己动手：这些，除非是在本人亲口承认某种原因属实的情况下，虽然看起来没有上面的推论合理，却也都是有可能的。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吕根曼先生的计划上来吧——7 点32 分的车，如果没有晚点，九点钟不到就可以到达自由意志市总火车站了：这也和我梅尔市的同僚们所确定的，从梅尔市到自由意志市的最短时间相一致（为此，我今早还特地去了一趟总火车站）。
然后，吕根曼先生有很多方法回到自己的别墅：如果要我选，我还是会选择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搭乘05分的U27地铁前往农民起义纪念碑站，然后转乘每小时发四趟车的路专线车（那比我从阿迦门农广场搭乘821路，要少上整整两站路），大约十分多钟就可以到达法夫尼尔街。
（作者按：欧洲很多国家的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除非是起点站）是不用特地向司机出示票证的（虽然德国的规定是九点之后必须向司机出示，但在执行上却远没有那么严格）：
因此，只要吕根曼先生在坐车的时侯小心一点，是不会被公车司机们注意到的——这点和国内的情况略有不同，所以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免得又被大家误认为是漏洞了（笑）。）坐地铁的时间是22分钟，加上转乘的时间以及步行到别墅的时间，吕根曼先生绝对能在十点钟之前来到他以某个情夫的身份和卡罗莉娜约好的地方——他应该会故意让卡罗莉娜先到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他们之间约好的时间是晚上9点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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