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海顿对我说我俩可能有个致富的机会，但这个机会有点儿出法律的边儿。可那种事其他人一直在做，而且海顿向我保证，经他精心安排，肯定出不了差错。我最大的罪过就是同意了抓住这个机会，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马吉先生，极大的代价。”
他再次顿住，两眼呆呆地盯着火苗。马吉先生又注意到他两鬓的灰白头发，以及两颊因热病而留下的印痕。
“于是我们干了起来，”坎德里克接着说，“刚开始一切都挺顺利。后来，一个狂风大作的三月的夜晚，海顿来找我，说我们肯定得被捕。他的一些计划出了差池。我当时对他百分之百地相信，你明白吗？上大学时，我俩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探讨着长生不朽的问题，以及所有年轻人想寻求答案的大问题。所以当他说我们面临被捕的危险时，我很相信他的话。我们说好第二天晚上在阿格斯俱乐部见面，商量下一步的办法。”
“我们见面了，在俱乐部的图书室里。海顿从隔壁的扑克房里走出来见我，他一直在那儿观看司令用哆哆嗦嗦的手摸纸牌。老头儿几乎成了俱乐部里的固定人物，犹如门口街头卖艺的或大厅里的枝形吊灯。谁对他也不留意，每当他想和年轻人谈论他的纸牌时，他们就像躲避瘟疫似地逃之夭夭。噢，我刚才说到海顿找到我，正在这时，司令玩儿完了纸牌离开了。只剩下我俩人在图书室里。”
“海顿对我说他已仔细考虑了此事。除了从莱顿永远消失外别无选择。但他说，为什么我们俩人都要离开呢？为什么要毁掉两个人的前程呢？他说最好是由一个人承担全部罪责，从莱顿消失。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他的脸在暗淡的房间里显得苍白而滑稽，两只手瑟瑟发抖。相比之下，我比他镇定得多。”
“我同意他的想法。于是海顿引路，我俩走进司令不久前玩儿牌的那个屋。我们走至牌桌前，罩着绿色灯罩的灯光仍在桌子上方闪烁着。桌上摆了两副牌，均正面朝上。海顿拿起跟前的一副，紧张地洗起来。他的脸——天哪，惨白得就像这山上的雪。”
坎德里克闭上眼，马吉沉默而同情地看着他。
“他举起牌，”曾流放远方的坎德里克轻声说，“让我去抓。他说抓的要是黑牌，他就走。‘不过要是红牌，大卫，’他说，‘那你就只好走了。’我屏住呼吸，摸出一张。足足有一分钟，我才敢看我手中的牌。我把牌翻过来，是红牌——上面有两个小红桃。我想谁也不可能立即意识到那一刻意味着什么。我记得我比海顿冷静，鼓励他振作起来。我甚至——甚至还跟他开了两句玩笑。可他的脸却面如死灰。他起先一句话也不说，后来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离开时他仍疯子似他说个不停，后来我就离开了莱顿，离开了和我订婚的姑娘。”
为了打破继之而来的沉寂，马吉先生身子前倾，捅了捅壁火。
“但愿我讲的没让你听烦，”坎德里克强装笑颜地说，“我去了一个南美的小城镇。那里没有引渡条约，也没有体面的文明生活。我躲在一个简陋不堪的旅馆阳台上抽烟，喝一种说不出什么滋味的朗姆酒，剩下的时间就是坐着等死。一年后，我给海顿写了封信。他在回信中力劝我不能抛头露面，暗示我们干的事的责任都在我身上。我感到羞惭，万分悲哀。我不敢给她写信，因为我给她丢了脸。我询问海顿关于她的情况，他回信说她不久就要和他结婚了。自那之后我便不再想返回莱顿。我很想——去死。”
“在那破烂不堪的旅馆的阳台上，一晃就是好几年，总共六年。最初的年头我总是苦涩地回想那张红牌，每当我闭上眼，它就恶魔似地在我眼前乱舞；后来我又受着心中一股欲火的煎熬，我十分渴望重返我离开的世界。最后在几个月前，我给我大学的另一个同学德莱顿写了封信，把整个事情向他描述一番。我并不知道他已被选为莱顿的检察官。他的回信充满善意和同情，使我终于知道了可怕的事实。其实压根儿什么事也没有，我们做的事根本没暴露，海顿撒了个弥天大谎。甚至他和米拉·桑希尔的订婚也是假话。他只是把他的一厢情愿写成了事实。”
“你可以想见我的心情。不啻在坟墓里呆了六年，那是座滑稽可笑的坟墓，傻乎乎的浪花没完没了地拍击着海岸，令人厌烦的棕榈树无休止地摇来摆去。六年——白白消磨掉了。而罪过大于我的海顿却在那六年里享受着美妙的生活，把一个女子的恋人放逐后死死追求她。”
“我急不可待地北上返回美国。三天前我踏进德莱顿的办公室。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希望应该将我和海顿干的非法勾当公诸于众。德莱顿告诉我，从法律上讲，我们尚未构成犯罪，海顿及时想出了补救的办法，我们谁也没欺骗。他说不管我犯了什么罪，我已在那个上帝遗忘的城镇里赎清了。我也是那样认为的。他向我解释了在秃头旅馆里为海顿设下的陷阱。我提出帮忙，后来发生的事我不讲你也知道了。”
“是的，我想我是知道的。”马吉先生低声附和。
“我已把整个故事告诉了你，”坎德里克说，“但又似乎觉得还缺点什么。海顿为什么朝自己开枪？不错，海顿骗了我，但生活一直没有亏待他，而且我觉得他绝不是那种骗局一被揭穿就自寻短见的人。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残酷细节？这很令我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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