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我恍然大悟，叫了起来，“那天下午和英格里桑太太吵架的是约翰了？”
“一点不错。”
“你一直知道这情况？”
“当然。卡文迪什太太的举动只能这样来解释。”
“可是你说他可能被宣判无罪？”
波洛耸耸肩膀。
“我是这么说的。在警察法庭的诉讼程序中，我们将会听到对原告有利的案情陈述，可是完全有可能他的律师会建议他保留答辩权。而到正式审判时，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还有——哦，顺便我有句话要告诫你，朋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一定出面。”
“什么？”
“是的。正式说，我和这没有什么关系。在我找到我链条那最后的一环之前，我必须留在后台。卡文迪什太太一定会想到，我正在为他的丈夫奔波，而不是在搞他。”
“哟，我看，这可有点象在耍手段。”我表示不赞同。
“根本不是。我们不得不和一个极其狡滑、无耻的人打交道，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一切方法来控制住他——否则他会从我们的指缝中溜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谨慎小心地呆在幕后。所有发现都是贾普作出的，因此贾普将得到全部荣誉。要是叫我去作证的话，”——他豁达地笑了起来——“那就有可能成为有利于被告一方的证人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这完全是按章办事，”波洛继续说。“说也奇怪，我可以提出证据来推翻原告一方的一个论点。”
“哪一个？”
“说是毁坏遗嘱这个论点。约翰·卡文迪什并没有毁坏那份遗嘱。”
波洛是一位真正的先知。我不想去探究警察法庭诉讼程序中的那些细节了，因为它包括了许多令人厌烦的复述。我只打算直截了当他说一点：约翰·卡文迪什保留了自己的答辩权，并被正式交付审判。
九月间，我们全部到了伦敦。玛丽在肯辛顿租了一幢房子，家庭聚会的人员中包括波洛。
我自己已被分配在陆军部任职，因此得以经常地看到他们。
随着几个星期的过去，波洛的精神态度变得愈来愈坏了。他说的那个“最后一环”依然没有着落。我私底下希望，也许还是这么搁着的好，因为，要是约翰宣判有罪的话，对玛丽来说，还能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九月十五日，约翰·卡文迪什因被控“蓄意谋杀埃米莉·阿格尼丝·英格里桑”，且“不服”，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出庭受审。
著名的王室法律顾问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土受聘为他辩护。
菲利普斯先生代表王国政府开始提出公诉。
他说，这是一桩经过充分预谋的，极为残酷的凶杀案。它完全证实，一个慈祥轻信的女人被她的前房儿子所蓄意毒杀，而她对待他胜过亲生母亲。自他童年起，她就开始抚养他。直到今天，他和他的妻子仍受到她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照料，在斯泰尔斯庄园过着奢侈的生活。她是他们的慈善、慷慨的恩人。
他提议传证人上庭证明被告——一个浪荡公子——如何在经济方面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他还继续和一个邻近的农场主的老婆叫雷克斯太太的私通。这一消息传到他后母的耳中，就在她被害的那天下午，她为此责备了他，结果发生了争吵，其中一部分话被人无意中听到。在这前一天，被告曾去村子里的药店买回士的宁，他化了装，试图借此把罪责加到另一个人——即英格里桑太太的丈夫身上，被告对他极为妒忌。幸亏英格里桑先生能够提出无可指摘的证据，证明本人不在犯罪现场。
检察官继续说，七月十六日下午，和自己的儿子争吵后，英格里桑太太立即立了一份新遗嘱，这份遗嘱第二天早上发现已被毁于她的卧室的壁炉中，但证据经显露，表明它立得有利于她的丈夫。实际上，在结婚之前，死者已立有一份于他丈夫有利的遗嘱，但是——这时菲利普斯先生摇着一个富有表情的食指——被告对此一无所知。这份旧遗嘱迄今还在。是什么导致死者重立一份新的，他没能说出。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了，说不定有可能已经忘掉了以前的一份；或者是——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似乎更可靠——她也许有一个想法，以为结了婚这份遗嘱就作废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某种说法。女士们总是不很精通法律知识的。大约在一年前，她已经签署了一份于被告有利的遗嘱。他还将传来证人证明在那个不幸的晚上，最后把咖啡递给英格里桑太太的是被告。当天晚上，他曾得到允许进入她的房间，就在那时候，无疑，他找到了烧毁这份遗嘱的机会，因为就他所知，这份遗嘱会使英格里桑先生的受宠得以合法化。
被告的被捕是由于侦探贾普巡官——一位非常高明的警宫——在他的房里发现了一只装士的宁的小药瓶，这就是作案前一天村子药店卖给假英格里桑先生的那一只。陪审团将确定这些导致定罪的事实是否足以构成判定被告有罪的充分证据。
菲利普斯先生巧妙地暗示，陪审团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难以想象的，随后他坐了下来，擦了擦前额。
为原告作证的主要证人大多为验尸时被审讯过的那些，此外，还第一次提出了验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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