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说，“不过我知道肯尼。他总是领着那条狼狗‘蓝莓’。”
“啊是。他做点木匠活，或是照看些土地，就像他父亲活着的时候那样。他父亲照看过不少地方，你知道，二次大战刚结束那会儿，诺穆尔?奥斯特把肯尼的小弟弟淹死在自家后院里。那时他家住在黄蜂山，就在这条路一直下去分岔的地方，那儿有条路通往老的船舶停靠口，另一条通往泊船码头。但他不是把婴儿淹死在湖里的，而是放在水泵下按住，直到孩子肺里灌满水死掉。”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我们身后，衣服在晾衣架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我想起那股充满我嘴、鼻子和喉咙的冷水的腥气，它可能属于井水或湖水，这儿的水来自地下的同一个蓄水层。我还想起冰箱上的留言：救命我快淹死了。
“完事后他把孩子留在水泵底下。他有一辆新的雪佛莱车，于是他把车开到42号小路这儿，拿着他的枪。”
“你不会想告诉我肯尼?奥斯特的父亲是在我房子里自杀的吧，梅赛夫太太？”
她摇摇头，“没有，他是在布瑞克家靠湖的露台上自杀的，这个天杀的坐在人家门廊前的秋千上一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
“布瑞克家？我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从六十年代起湖边就没有姓布瑞克的了。他们是从达拉维尔来的，都是体面人。我猜你以为是那沃斯本家的房子，尽管现在他们也已经搬走了。那房子现在空着。那个天生不折不扣的傻瓜奥斯古德时不时会领些人过来看房子，不过就冲他开的价，那房子永远别想卖出去，相信我。”
我认识沃斯本家的人，和他们打过一两次桥牌，非常和善的人家，尽管在梅赛夫太太乡下人的势利眼里还算不上“体面人家”。他们家在沿主街往下八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再往下就没什么路了——湖滩越来越陡，林子里到处是乱糟糟的黑莓灌木丛。
诺穆尔（原文为normal，在英语中的含义为“正常”。），我想，这名字对一个把自己的婴儿淹死在后院水泵下的人是多么的不相称啊。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什么解释？”
“没有。不过你会听到别人说他的鬼魂也在湖上游荡。小镇子总是有各种闹鬼的传言。但我不能这么说，哦，至少我自己，我不是那种敏感的人。对你的房子我只能说，诺南先生，不管我怎么给它通风，闻上去总有一股潮味儿。我想那是木板的原因，木房子造在湖边总是不舒服的，湿气跑进木头里去了。”
她的手提袋原来放在她脚上的锐步鞋中间，现在她弯腰把它拿起来。那是一个乡下女人的手提袋——黑色，毫无风格（除了固定拎手的金属环是金色的以外），但很实用——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把一整套厨房用具装在里面。
“不过，我不能整天站在这儿说话，虽然我很愿意。我还得去另一家帮忙，然后才能歇脚。这个地方夏天活儿最忙，你是知道的。记得天黑前收衣服，诺南先生，别让它们给露水打了。”
“记住了。”其实我没有。但当我穿着游泳裤，带着在酷热的工作室蒸出的一身汗（我真得找人修修空调了，非修不可）跑出去收衣服时，发现有东西调换了梅赛夫太太晾衣服的顺序。梅赛夫太太驾着旧福特离开时，内衣和袜子都是谨慎地晾在靠里的一侧，而今它们都被挂到外侧去了。仿佛我这位无形的客人——不如说我众多无形客人中的一位——正在发出哈哈的笑声。
第二天我去了图书馆，第一件事就是续了一下借书证。琳蒂?布里格斯本人收了我四块钱，把我的名字加到电脑里，还不忘先对我妻子的去世表示一下遗憾。我在她的口气里觉察到一丝责备，就像我从比尔那儿觉察到的一样，似乎我该为这种不得已推迟的悼念负全责，我想是吧。
“琳蒂，你有没有关于镇子的地方志？”等我们结束了对我亡妻的一番追悼后，我问道。
“我们有两本，”她说，然后隔着台子向前一倾，她是一个小个子的妇人，穿着带夸张花纹的无袖裙，头发蓬在脑袋周围像个灰色的粉扑，亮晶晶的眼睛在双焦镜片后面游动。她自信十足地加上一句，“两本都不怎么样。”
“哪本好些？”我应和着她的语气问道。
“该是爱德华?奥斯蒂的那本吧。到五十年代中期为止，他每逢夏季来镇上，退休后就一直住在这儿。他在一九六五年或一九六六年写了《黑迹湖回忆录》。这书是他自己出钱印的，因为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接受它。甚至连地区出版社都不收。”她叹了口气，“这书只能卖给本地人，那也卖不出几本，对吧？”
“当然，我想卖不出多少。”
“他算不上个好作者，照片也一般——那些黑白小照片看得我眼睛疼。不过，他讲了些有趣的故事，印第安人的大迁徙、韦恩将军那匹马的把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龙卷风、三十年代的大火……”
“有没有讲到‘莎拉和红顶男孩’？”我问道。
她微笑着点点头。“总算想到要了解一下自己房子的历史了，对不？我很高兴。他找到了一张他们的老照片，书里有，他认为那是在一九OO年的弗莱堡集市上拍的。埃迪（爱德华的昵称）说过，他愿意花大价钱听一听那乐队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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