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一堆屁话。”他侵略性地俯身向前。“你每找到一个说那些淤血是在安妮死前造成的病理学家，皇家检察总署（CPS）就能找出五个同意原来验尸结果的病理学家。这是预算运用问题——向来都是——起诉是很花钱的，纳税人对于经费短缺一向是锱铢必较。光凭这个就想要重开案子，还早的很”
他的距离近得令我不适，我往后坐离他远点，他身上涌出的一波波能量令我反胃。这跟２０年前截然不同，当时同样的能量——代表权威、有能力，可以安抚人心——让我重拾信心，否则也不会那样畅所欲言。犯一次错学一次乖，这句老生常谈一点也没错，而我跟安妮一样，从此之后再也不信任身穿制服的男人。
“自从史蒂芬·劳伦斯的案子之后，整个风气已经不一样了。”我不愠不火地说。“我想你将会发现，CPS对于黑人女性遭到杀害的案子会是如何重视，不管那是多久以前发生的……尤其是又有证据显示，当时负责这案子的警佐是个种族歧视者。”
他一拳捶在另一手掌中紧紧握捏，指节像迷你鞭炮一样劈啪作响。
“就凭一个女警写了封宣称性骚扰、种族歧视的信，而且当时又没得到证实？”他嗤之以鼻。“那是站不住脚的。安德鲁·昆廷的记录也一样。看在老天的分上，那家伙都已经死了，而且他是怀恨在心，他把没办法升迁都怪在我头上。”
“事出必有因，”我说。“你从来没说过他半句好话。”
“他是个怪胎。”
“是啊，呃，他看你也不怎么对头。”我打开信封拿出安德鲁的那份记录，列出德鲁里在１９８７到１９８９年间拦路搜身逮捕的非裔加勒比海和亚裔人士，详细描述了德鲁里惯常使用的“问候语”。“就算他真的怀恨在心又怎么样？”我好奇地问。“这份记录清楚明了，要是其中有错误，你完全有权利质疑。”
“他没有记下我拦下来搜身的那些白人的名字。”
“他列出了数据，你的黑白比例远高过当时里士满警局的任何人。如果安德鲁的数据是错的，那么你会重获清白。否则他做的结论就不容忽视，那就是你利用拦路搜身的职权来遂行种族歧视的消遣。”
“错，”他立刻反驳。“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就跟别人一样。你大可扭曲数据，用来支持你想要的随便什么结论。我也同样可以轻轻松松证明，他列出那张单子的动机是出于恶意报复。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不对盘。”
“那么那个让你打断颧骨的１７岁亚裔男孩呢？”
他愤怒地咬紧下巴。“那是个意外。”
“警方付了数目不详的赔偿费。”
“那是标准程序。”
“太标准了，”我讽刺地喃喃说道，“所以在内部调查期间你请了病假，之后又马上提早退休。”我拉开背包前袋的拉链，取出一张折叠的纸。“这个我没装进信封里。这是安德鲁寄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你上司对你做的机密评估。他说了很多，其中包括‘暴力，有极端种族歧视的观点，不适合任职于都会警局’。”
他抢过我手中的纸撕成碎片，脸上的肌肉愤怒地抽动着。他的脾气跟萨姆正好相反。这是个怀恨在心、积怨难消的男人，也是个将丢脸视为弱点的男人。
我伸脚拨拨碎片，想着我去捅毒蛇窝可能还比较安全。“你都是这样处理你不喜欢的证据吗？撕成碎片？”
“这是于法不容的。我退休时的条件之一就是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光是手上有这分东西就足够让你吃上官司。昆廷也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嗯，也许我觉得就算吃上官司也值得，”我喃喃说道，“只要把它摊到大众面前就好。我明天就可以发出去个一千分，把你的名声搞臭，到时候大家就会怀疑你将安妮之死列为意外到底有什么动机。”
“那他们就会看到你的真面目，”他警告，“一个怀恨在心的女人，因为私人恩怨跟警方过不去。”
“说一个警察还有可能，”我同意，“但不会是整个警方。安德鲁帮了我太多的忙，不会有人认为我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无论如何，谁会告诉他们这是私人恩怨呢？你吗？”他的表情引我发笑。“你打算怎么解释我为什么会有私人恩怨？”
他伸出食指戳着太阳穴。“都写在你的证词里，”他说。“你当时神经有问题……有被迫害妄想症……恨母情结……厌食症……广场恐惧症……性幻想……不然我当时该怎么样？在你大哭大叫时坐在你床边握着你的小手？”
“你可以质疑一下自己的判断。”我建议。
“那你只能怪你自己。”他尖锐地反驳。“要是你稍微往后退，也许我就会比较认真看待你。我不喜欢别人一天到晚堵在我面前。”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重重往墙上一靠，半闭着眼睛盯着我。
我避开视线。“那你为什么不让别人接手？为什么不准我跟安德鲁谈？为什么把他挤出这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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