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事发生过六次。一次在街，两次在快餐店，两次在巴士站，还有一次在湾仔的公厕。他们滋扰我，我全不回应。这些人仍轮流地折磨我。每次坐巴士，他们都大声谈话。个个都在问：
「阿珠，你还未死吗？」
不管在任何地方，他们都仇视我，还有一个暗号，更是打呵欠。我去买饭盒，斩叉烧佬打呵欠。去买衫，售货员打呵欠。去女人街，走过哪档，哪档便有人打呵欠。去图书馆借文学书籍，管理员打呵欠。去买药、买水果、看医生、问路，… 在地铁站外派传单的人。个个打呵欠。——这是他们的阴谋！他们全都要对付我，叫我横尸街头！
我已不敢买饭盒吃了，因为闻到刺鼻的毒药味道。有一次在斋铺，我自言自语：「菜心那么青绿，一定有剧毒！你们要我死？哼，我偏偏不死！」搭台的人，一个一个，悄悄地转到别处。我可自由地享用六人桌，但那碟斋有毒，不能吃。
其实我也暂时住过在我二叔处。他七几年已来港，有个公屋单位，老婆走佬，他同女儿住。我二叔五十几岁人，在家穿背心、短裤（我偷看过他里头不穿内裤的），而且经常两三天不洗换。女儿也有十五岁了，不停打呵欠，总是穿性感睡衣出入。我猜他们一定是乱伦的。男人都是禽兽，连自己个女也不放过。我怕他们玷污我的东西，或偷走，所以在毛巾、肥皂、抽屉、衣物……上，都贴上自己的名宇，证件随身携带。怕爱滋，经常洗手，洗到雪白才放心。每晚检查房门七次，安全了才上床。
夏天时，那些楼上楼下的男人都只穿背心、短裤，好臭。有做报贩和卖菜的，还有打篮球的不穿上衣，露出两点，非常核突贱格，简直是性骚扰，所以我又去报警投诉。
渐渐，左邻右里都用噪音来对付我了。他们用槌敲打墙壁，用电钻钻地板、令天花出现裂痕。还有踢门、撞闸，把电话和Hi Fi开到最大声。一群一群师奶，一边打呵欠一边大声说笑，还在背後取笑，不时恶毒地叫：「阿珠，你还未死呀？」
这些可怕的杀人噪音，日夜从窗外传人来。我三番四次报警，他们敲打得更大声。
我已经不搭电梯了。因它经常好慢甚至不动，方便闭路电视监视我，若管理处的男人知我一个人，便会弄停了来奸杀我的。——这好比一座大棺材。我尽量不出街了，天天面壁、静修，为其么这些人仍不放过我？非要置我於死地？
我忍不住，装了一大袋粪便，涂在每家想谋害我的门日。最嘈吵的那家，份量是双倍，还顺便把他们地主香炉踢翻。
二叔父女（奸夫淫妇）把我踢出门。
之前，我曾向一个貌似李柱铭的议员哭诉，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原来是个精神科医生。他竟然认为我有躁狂症、抑郁症、妄想被迫害症、强迫性精神官能症和精神分裂。——我知，他也是同谋！
终于，让我跑到大屿山一间寺庙做清洁打扫。以为逃出生天了，但这里一样是谋人寺，那些早晚课念经声音，像集体咒语，日夜喃哺地骂我：「阿珠，你还未死吗？」
好吵闹。我恨不得把耳膜捅破，我真是顶唔顺了！
编缉先生，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几位出家人走过，在偷看我，还一边打呵欠。法师打呵欠最落力了，口张得好大，里头有三只蛀牙。我在佛门清静地，也是度日如年。究竟做错了其麽？所有人都迫害我？我大哭，晕倒。
醒来时，空虚心慌的我又身在地狱了。难道要偷渡回广州过馀生吗？但我才三十几岁，是人生的转捩点。我还希望做作家重现光辉！
我的故事，可歌可泣。已写了约三万字，只是开篇而已。如果你们不刊登，损失的不是我。我要求稿费每个字二十元。
请早日示覆，约稿。
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
27、眼睛
纪晓岚写的故事（清乾隆时名臣。编《四库全书》。着《阅微草堂笔记》。）
献县有个捕役叫樊长。一回与拍档一起捕捉强盗，结果强盗跳窗逃亡了。妻子走避不及，被捆起，关在拷问的地方。拍档见强盗妻子姿色不错，将她拥入怀中，正要宽衣解带。妇人害怕捱打，不敢吭声，只低头饮泣。
樊长看见了，怒骂：「谁家没有妇女？谁能保证妇女不会遭难，落入歹人之手？你若敢这样，我现在就报官整治你！」拍档震慑了，就停止了这勾当。
此刻是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时。樊长的女儿嫁作农家妇，那夜也被盗贼劫持，已经被脱去衣服，反手捆绑了。正当要被污辱之际，也有一个强盗大声喝止他们，才得以保全。时维子时，与戌时只相隔一个亥时而已。
第二天，樊长听到此事，仰而望天，──天若有眼。张口结舌。
我写的故事
（白天黑夜做些奇怪的梦。然後设法把梦变成字，卖出去。）
她拿起羽绒枕压下去。他挣扎了一阵便窒息了。最後一次缠绵之後，他如同那个羽绒枕，柔顺、舒服、无力、温暖、湿濡……。然後死去。
「最後一次。我想同你过最後一个生日。」似乎在哀求。声音却是冷冷的。 他的眼睛闪过不忍。
二人都清楚发生甚麽事。但爱情没有对错，只有选择。他同另一个女人先吃生日晚饭，再来找她。她笑：「我不饿。」
你来吧。好好地开心一次，便分手吧。她再把大半个身子都力压在羽绒枕上……。这家台式珍珠奶茶店是三个人合夥的。一女两男。中学同学。她跟他是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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