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杨文峰竭力装得平静，“你根本不认识被你定为台湾美国双料特务的杨大昌？那么你更不会记得他后来怎么样了？”
“不认识，也不记得了。再说，他的案子轰动一时，我在他案发后三年，就上调到县城里工作，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李新生肯定地说。说完又闭上了眼睛。
“他死了，是在被折磨了十几年、平反昭雪后不久死去的！”杨文峰冷漠地说，脸上浮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冷酷的笑。
十九
四十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燃烧到浙海省草店人民公社，时任草店公社党委书记的李新生面临选择：要就是靠边站，要就是披上战衣，与时俱进，成为草店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领导。一向紧跟时代的步伐，时刻领会上面精神的李新生没有犹豫多久，很快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里。然而，经过反右超额完成指标和大跃进中“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的磨练，全县甚至全省的人民公社都在别出心裁，这使得李新生面临了严重的挑战。他无论多么积极，无论抓多少阶级敌人，无论把地主富农改造得多么服服帖帖——总之，无论他干什么，总有其他人民公社走在他前头，换句话说，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始终无法跑到队列的前头，跑在时代的前面。
李新生感到无奈和烦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好几天翻查资料，他的小聪明启动了——他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本县还是邻县的人民公社，抓了无数的地富反坏右……直到排在第九位的臭老九，然而，却没有真正抓到一个台湾或美国的间谍特务——李新生陡然间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和光明，他当晚激动得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赶到办公室，让公社秘书把全公社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文化水平比他李新生高的人的资料都拿给他，同时，让秘书立即和县城公安局取得联系，要求获得近期全国破获的间谍特务案件的有关资料。
一个星期后，李新生对照各种材料，从全公社范围内挑选了四十五个人选。之后，他部署自己的亲信逐一调查这些人，调查结果显示，这四十五个成分不好又有海外社会关系的只有三十个还活着，活着的三十位中有六位正在坐牢，另外十五位年纪超过六十岁，只剩下九位特务候选人。李新生怀着不安的心情开始研究这九位候选人，结果，让他失望的是，其中至少有六位正在农村劳动改造，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在的农村，李新生担心，如果把他们定性为特务，那么很难给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收买”“培训”“派遣”的时间和机会。
名单上只剩下三位候选人，其中一位的父辈中有一位很早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了革命，现在在县委工作，显然不适合定为特务，就是定，也得人家县城那一级定。另外一位最有特嫌的人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李新生的手下。此人倒是各种情况都符合特务的要求，但，如果定他为特务，就得承认李新生把持的公社革委会被敌特“渗透”了，这显然有违李新生初衷，搞不好还弄巧成拙。
名单上只剩下一个名字：杨大昌。草店中学语文教师。解放前就读武汉师范学院，解放时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历次运动中虽然都受到冲击，但由于认错及时，主动配合对他的揭露和批判，没有戴上右派的帽子。此人曾经自豪的宣称，当时国民党从武汉撤退前夕，他们青年学生都获得了转移到台湾的通行证，但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向往新中国，而毅然决然地把通行证抛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万里长江里……
太好了！李新生当时就跳了起来，高兴地想起了两句诗词：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公社公安局的同志在革委会成员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美国和台湾双料特务杨大昌之时，整个草店人民公社都轰动了，随即整个县城都获得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三个星期后，杨大昌对自己的间谍特务行为供认不违。这时，省公安厅下来的小组刚刚到达公社，他们本来是带着不满下来的，他们认为草店公社在抓特务这件事情上操之过急而且有些草率，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公社革委会至少应该先给他们打个招呼。但他们到达后，情况的发展出乎他们的意外，首先，间谍特务本人已经招供；其次，人民的积极性和热情空前高涨。省公安厅的领导吃惊于这种高效率的抓间谍游戏，放下身段，认真取经。公安厅的同志看到杨大昌的坦白书时，先是疑惑不解，随即紧张得喘不过气，最后几乎休克过去。要知道，从杨大昌坦白的罪行来看，完全可以称得上共和国最大的间谍特务案，他不但供认出自己充当美国和台湾间谍特务其间参与的三百多件大案要案，而且还证实了三年自然灾害是他们参与策划和制造的。真是没有想到，如此重要的间谍特务竟然藏身在这个穷乡僻壤里，难怪全国都翻遍了，也找不到造成中国人民贫穷落后和饥饿而死的罪魁祸首！………公安厅的同志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立案侦察，以便顺藤摸瓜，破获整个美台在大陆的间谍网。他们向公社革委会提出，立即押解杨大昌到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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