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完了，戴维斯听得半懂不懂，他更不懂的是杨文峰脸上那平和的表情，和他刚刚观察到的他的身体反应不同，那平和的表情让人感到他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戴维斯试探着说：“杨先生，你父亲的遭遇给你心理造成巨大阴影，造成了你噩梦连连，我很同情你——”
“不是，”杨文峰冷冷的声音打断他，“我父亲那遭遇算不上什么！”
“那——我就不是太明白，你父亲的在你面前受到那么多侮辱，你心灵受到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这在心理学上很普遍，你也看过书了……”
“我说不是，”杨文峰不耐烦地打断戴维斯的分析，“我父亲的遭遇在成人眼里看来也许值得同情，但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没有那种效果，何况，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同情。不管是那时，还是直到现在，我都一直认为，大人们应该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我父亲走到那一步沦落到那种处境是他自己的选择造成的，他当初没有选择到台湾去，他选择回家乡教书……他被打成特务后受不了毒打而屈打成招，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和照顾我长大而选择屈辱地活着，任人侮辱殴打……他虽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但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选择，是他以前、现在的选择造成的必然结果，他没有怨天尤人的权利，我认为任何一个成年人，都没有怨天尤人的权利，更不值得人家同情，尤其不值得一个孩子的同情！”
杨文峰吐词很清楚，戴维斯却没有完全听明白，他叹息了一声，像一个朋友而不是医生一样问道：“我不太明白，可是你的噩梦，你受到的创伤……”
“可是，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我毫无选择地被带到这个世界，仅有两岁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特务，三岁开始，我就陪着他被人批斗，看着那个我最尊重的父亲被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最可悲的是，我那记忆竟然过早地成熟了。可是我并不懂得眼前发生了什么，无论父亲怎么被侮辱，在我最需要的他的时候，他总是伸出手抓起我的小手……”杨文峰深情地讲着，完全忘记了戴维斯的存在，戴维斯的笔也停在手上，不再转动。
“如果我不长大，永远都不懂，那该多好，可是，我一天天长大了，我没有选择，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选择？如果让我选择，我就选择永远也不长大，那样，无论父亲受到什么折磨，无论他在别人眼里是个怎么样的坏人，我都不要懂，只要他一牵着我的小手，我就感到安全和温暖。可是，我没有选择地慢慢长大，渐渐懂事起来，渐渐地，我看懂跪在台上的父亲——那个我最依赖最信任最爱戴的父亲的眼神竟然是那么无助而充满痛苦……当父子两人的目光再次相遇时，我发现父亲比我需要他更加需要我，于是，五岁的孩子开始变得坚强……可是我哪里懂得什么叫坚强？我那时的对坚强的理解就是不哭，冷漠，或者干脆假装我什么也没有看懂。父亲以为我没有看懂，以为一个孩子自然不会为看不懂的事难过和痛苦，也就稍微心安一些。可是，渐渐地，一个五岁的孩子开始迷失他自己。我爱父亲，我需要他的手的牵引，但我也开始恨他，恨他和别人不一样，恨他为什么当特务……可是，我都没有选择，对不对？我的意思是，成人有选择，他们甚至有权利选择自杀，可是，一个几岁的孩子，他只能选择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的权利……后来，我上学了，不再跟着爸爸去参加批斗会……我的童年结束了………没有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
杨文峰的声音继续在房间里回荡，只是声音逐渐变得低沉和冰冷。
“上学前，爸爸已经告诉过我我们是什么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可是我是上学后才真正知道我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我是狗特务的‘狗崽子’，父亲的家庭成分也不好，在那个时代的内陆省份浙海省，这就像古代烙在奴隶和贱民身上的烙印，这烙印不是烙在身上，而是烙在一个孩子的心灵上……整个小学时代，我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吗？我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游戏，如果我碰撞了其他孩子，他们马上会让我跪下，让我低头认错，而我没有任何意志反抗，谁让我是特务地主的后代？我从八岁开始，就学会察言观色，看到其他的孩子不高兴，我就得要绕道走，他们如果不高兴又想找人发泄，可以讽刺我、折磨我，甚至可以对我来一通拳打脚踢……我不敢高声说话，上课时都不敢和人争论，只要一听到其他小孩子喊出‘特务’我就立即像个泄气的皮球，‘特务’这些词就像唐三藏念的紧箍咒，听到后，我只能一个人偷偷躲到墙角里去……我没有朋友，小朋友都在家长的交代下离我远远的……我还经常在学校受到教训和挑战，全校吃忆苦思甜饭时，我被叫到中间，他们让我回答：忆苦思甜饭好不好吃？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爸爸告诉我，如果我说好吃，他们就说我怀念旧社会，想翻案想变天，想回到广大穷苦人民都吃树皮和粗糠的旧社会；可是如果我说不好吃，他们又会指责我看不起广大劳动人民赖以生活的粗糠草皮，向往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好学爸爸教我的，低下头，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学校的老师都笑了，原来他们是半开玩笑的，可是，他们知道我的心——那只有九岁的心在哭吗？但是，不要误会，我只是在心里哭。那段时间爱和恨对我都很模糊，那时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恨，我只有无奈、寂寞和痛苦。最不堪的还是每次回到家，父亲看到我身上有伤痕时责怪我的眼神，我一次也没有告诉父亲，那是因为他当特务那是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我不告诉他，是怕他难过。但正因为我不告诉他，爸爸大概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顽童，以为我像其他孩子一样，有一个顽皮的让父母操心的童年……后来我从爸爸回忆往事的语态神情中看出，他以为他为我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以为他的牺牲让我天真无邪、顽皮活泼地成长……于是当一切都事过境迁，当他认为我长大了可以接受他受到的打击的时候，他开始回忆往事，想让我记住——可是，我的爸爸，那个成年人又哪里知道，一个孩子是怎么样默默承受了那足以扭曲成年人心灵的痛苦和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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