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封信拿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请求你，不要
在格梅里亚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记住，他可能对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伊戈尔冷冷地说，“对探长的态度，这是每一个警探个
人的事情。劳驾，请你做事有点分寸。”
娜斯佳很惊讶地听着列斯尼科夫的话，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伊戈尔总
是那么孤僻，和同事们也不特别交流，很少有笑容，一般来说就如同哲学上讲的“自在
之物”一样。他完全不像尤拉·科罗特科夫。后者就像火药一样，马上就能爆炸，而且
立刻就会跑到娜斯佳这儿来讲种种新闻，有好的，也有坏的。此外，他已如此习惯于和
卡敏斯卡娅讨论所有问题，以至于毫不顾忌地就给她往家里打电话，也不管是早晨五点
还是夜里两点。而伊戈尔在处里和谁都不接近，和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并保持同等距离，
对别人的请求从不拒绝，而自己几乎从来不求别人帮忙。
“好了，对不起，”娜斯佳很尴尬地说，“我并不想干预你和格梅里亚个人之间的
关系，你是不是要我对谁都不要讲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喜欢格梅里亚，仅
此而已。我也不会去调查这封信的事，没有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未能摆脱与列斯尼科夫谈话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他对匿名
信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专业性的。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她是无论
如何也没想到伊戈尔会是这样。“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只母鸡！”她突然对自己恶
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来评论他的专业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侦探
吗？伊戈尔曾两次获得总局最佳警探称号，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现出的专业技
能吧！远的不讲，就拿去年一月份来说吧。本应当坐下来把一切都冷静地想一想，权衡
一下，可是却冒冒失失地怀疑继父。戈托夫齐茨是对的，别人的痛苦我们都能够轻易排
解。可当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脑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尔孩子病了，而且看来病得很
重，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件事。谁能谴责他呢？周围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说警察局不
破案，大概以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绝对都是些机器人，他们没有灵魂、神经、家庭问题
和疾病。认为我们的全部意志都应当用于寻找罪犯，用于猜测刑事犯罪的秘密。而这或
许也对，确实应当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为我们的思想还被人类其他种种问题所干扰，
因为我们跟所有人完全一样，也会生病、感到痛苦、发神经、爱上别人、结婚、离婚、
为亲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时候发工资前清点那几个戈比，而且还得听妻子完
全在理的数落，说什么孩子的鞋已经穿破了，他需要新皮鞋，可我们却没钱买。我们和
所有人一样，无人使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及其所有的负担减轻，也正因如此我们也会经常
犯错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却想不通，来不及做必须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为此而责
怪我们？能否为此而原谅我们？我不知道……”
家对娜斯佳突然显得空空荡荡、冰冷而又孤独。长期以来曾迫使她竭力沉默寡言、
孤独自处的精神痛苦已然消失了，就好像随着季马·托哈洛夫的被杀，连这种折磨人的、
迟钝的痛苦也一并被杀死了，现在，娜斯佳特别希望列沙能在她身旁，他是那么温暖可
亲、值得依赖。“可万一他不回来呢？”一个疯狂的念头闪了一下，“而且是永远都不
回来呢？和我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年他就明白，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那种。当初我
们过单身生活时一周只能见一次面，那时的一切和现在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关
系达二十年之久。天呐，我们一起生活居然这么久了，想起来都可怕！一切是从九年级
开始的，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十五岁，而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七岁了。我希望他
回来。没有他我心里不好受。今天是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我忙于自己的事，现在刚
刚想起来。有趣的是列什卡也忘了，要不就是他虽然记得，却因为我没有向他表示祝贺
而生气了呢？”
她一边切面包准备做三明治，一边想着是不是现在就给阿列克赛住的茹科夫斯基街
打个电话。她不是求他回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她把一块厚厚
的小牛肉香肠夹进面包里，抹上一层软奶酪，气恼地自言自语道：“有点像幼儿园的把
戏。我给你打电话，又好像不是为了你，也就是说，好像是给你打，又好像是为了了解
父亲的情况，因为我们吵了架。‘好像’这个词儿挺有意思，今天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说话时，差不多每隔一个词就重复一遍这个词儿，就好像某些人爱说的‘饼’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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